4.20.2008
支持曾氏特首及憲梓傳遞奧運聖火
4月20日紐約時報的一篇「Behind TV Analysts, Pentagon’s Hidden Hand」揭發美國政府2005年因古巴關塔那軍事監獄一事而被受評擊,祕密動員一班在美國各大電視台作軍事分析的軍事專家「唱好」其在伊拉克及阿富汗的軍事成就轉移大眾視線,而這班軍事專家原來全為超過150家軍火商的說客、高層、董事或顧問。這千絲萬柳的關係甚至連顧用他們作軍事分析的電視台也不知情。
美國政府運用這些關係和其「獨家資料」,控制這些軍事專家的言論,目的是將這些專家變成「傳媒木馬」,在主要電視和電台新聞網絡替其宣傳「恐怖份子新聞」。
現任曾特首及下任梁特首因為傳奧運聖火而同樣被受評擊。香港政府何不參考美國政府的做法轉移大家視線,動員宣傳由香港政商界人士傳遞奧運聖火其實是「正面新聞」?
由曾特首及下屆梁特首傳遞奧運聖火與之後接火炬的各政商界大亨這新聞「正面」在那?
正面1:由曾特首傳給下任梁特首當然顯示出香港特區權力的順利交接。
正面2:由梁特首傳給其他政商界大亨,當然是表示利益傳送與現在一樣暢通無阻。
而且,由「玩鋪勁」的曾特首及下屆梁特首及其他政商人士或傷殘愛國商人傳遞奧運聖火而不是香港各界的運動員或真正的傷殘運動員,正好顯示出在港人治港的香港,無論是要「威」的傳聖火、要「權」的副局長職位或要「錢」的各項政府對商家的經濟福利,萬事都有一眾政商界大亨一力承擔。
這樣正面當然要力挺。
4.09.2008
曹sir好野!
真的是這樣二元這樣黑白分明嗎?重政治經濟便差?
從電視和其他媒體所見,年年美國大選全美國都全情投入,主動尋找符合自已理念的政治代理人。如果真的非黑即白,重政治經濟便差,那美國如何做了半個世紀的一哥?香港前宗主國又如何叫日不落帝國?
就如一個家族公司發展到某個階段想再上一層樓便需要掛牌上市接受市場監察評估一樣,一個社會想繼續向前發展亦需掛牌上市 — 普選選出特首讓市民大眾監察。
這樣簡單的道理點解香港這樣多股民都不明白呢?
怪不得曹sir曹仁超話香港散戶只有20%人賺錢80%人虧錢。
4.05.2008
Asia's World City 亞洲國際都會
去到坐在大螢幕側,剛好看到半場休息時應該是供觀眾用錢買的螢幕時間。這種螢幕時間在外國十分普遍,觀眾可透過螢幕發訊息,如「I Love You」、「Will You Marry Me」之類。
香港身為「Asia's World City」而不是「World's City」,我一早都應該估到會發生這樣的情況,但看到時,仍覺Shocking。

Merry Me???????
Emee,祝你好運。
3.22.2008
搭飛機回港投票 —— 這一天,有多遠?
千里迢迢,不理一般香港人所注重的‘經濟 /時間 成本’,花時間心機老遠坐飛機去投一張票,很多香港人會覺得‘笨賊’。Easter搭飛機當然是到日本shopping食Sushi到泰國做spa。搭飛機去投票?
「政治這些不是我們可以理的」。
我想這是很多香港人的心底話。全世界的「自由」社會,我想除了香港外,沒有別的地方會有人這樣理所當然的想。
為什麼?因為香港人九七年前三十年來太幸福了。三十年的經濟起飛、三十年的自由(除了政治方面),得來全不費功夫。一般政府/地方需處理的經濟政治政策等大事都有孕育出斯密夫(Adam Smith)、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等人材的英國來處理,除了小部份高級華人,大部份香港人都不用或者想但無資格費心這些事。
在這種背景下,加上無論是九七前或九七後,統治者有意無意的引導,香港人漸漸培養出「政治這些不是我們可以理的」的心態。
有問題嗎?特首、立法會、區議會,誰當選都不是一樣?
「以前都是這樣啦。大家都過得好好的。政府會為我們處理。」
你是說八萬五政策?負資產?
或者搞了十年打回原形的母語教學?
或者沒有法例規定地產商賣樓要寫實用面積?
或者容許超高樓處處,屏封樓處處,做成街道空氣不流通、陽光曬不到?
或者特助酒店業,貼錢貼地?(唔,似曾相識。把「酒店業」換上「Richard李」三字亦可…)
或者…太多了吧。
我想,如果我們不改變「政治這些不是我們可以理的」的心態,不主動參與政治,還抱著「以前都是這樣啦,政府會為我們處理。」的態度,以上種種問題都會在未來繼續出現。
沒有付出,何來收獲。幸福不會「忽然」降臨,「愛國」才會。只有主動關心社會,參與各項政策議題,勇躍投票,才能打破現狀。
是時候學習我們的中華民國 。學習他們對政治的熱情。學習他們對未來的希盼。學習他們的主動參與。
期待有一天能在新聞看到住在海外的香港人特意搭飛機回港投票。
3.06.2008
香港,I am loving it
「放工去邊好呀?」女朋友問。
「不如去apm啦。」
「有無第二度去,上星期先去過。」女朋友開始不滿我沒有新意。
「…上次去過MegaBox,又一城德福又成日去。香港…太古城?太古廣場?IFC?杏花新城?Element?全部都去過,而且d鋪頭都一樣…」
「唔駛你諗,去中環摩地城啦。」女朋友話。
呀,中環摩地城。我記得那個宣傳廣告:「中環摩地城,I am loving it。」
我記得這裡曾經是皇什麼后天什麼星碼頭,甚至有阿伯在這裡釣魚捉棋。超低能。還有班「茂利」在這裡阻住香港政府發展經濟,什麼保護文化保護公共空間。勁攪笑。
唔起多D商場,那有地方給我和女友去。政府唔填海賣地,那有錢每人幾千養班拿綜緩的。地產商唔起樓賺錢,那有暴利,那有香港特色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 — 只有大財團資本可自由參與的市場。
2.25.2008
真的是書櫃壓死了羅志華?
「他的出版生意, 並非一時斥資救得了的。老實說,即使我這個無心營商的人,也覺得他並非營商材料,只是視文化出版為終身事業,守住書屋,矢志不渝。 香港在高地價政策仍未波及閣樓書店、合併聯營之風尚未吹到出版及書籍銷售的良心事業之前,即使不善營商,只要經營有道及略有名聲,文人學士有閑情逸趣,小 書店與小出版社不難維持。以前的香港,今日的台灣,小書商都有生路。羅君出版的書難在聯營的連鎖書店上架,售後結賬緩慢,業主加租逼遷,影印機供應商上告 錢債法庭索償,書店現金流斷絕,三餐不繼而要遠赴異鄉教拳為生,生涯苦得像民初戰亂時代的文人,但命運卻是寄託在大資本肆虐的香港盛世。」
他死後梁文道、馬國明(2)、張翠容和陳雲亦分別撰文提及悼念。讀了梁文道等人的文後,想到香港這個「富裕」社會竟容不下一家小小的文化書店(據梁所講,現在的樓上書店已退到十一樓),想到一位只想經營推廣文化的小書店老板過時過節死後十多日屍身才被發現(可想像親友新年都沒有聯絡他),他的死,令我悲涼頓生。
究竟是書櫃壓死了他?還是香港這個社會?
連結:悼念羅志華網頁
(1)原载《香港經濟日報》 P29 文化.書評 陳雲 2008-02-23
憶羅志華
去年歲末,仍有利潤的博益出版集團被母公司南華早報勒令結業,作者簽訂的終身書約了無下落,存書則遭下令銷毀,永歿人世。另一邊,年二十八(二月 四日),青文書屋出版社的東主羅志華先生卻在狹小貨倉辛勤整理作者存書之際,遭層層書箱壓死,死後十四日(二月十八日)始被鄰居發現。兩相比對,可謂義利 立判,榮辱互見焉。
羅志華允文允武,練吳家太極拳,與我算是文人與武俠之交。最後接到羅君電話,是去年九月,我賦閑在家,他說剛從意大利教太極拳謀生回來,說只得到 當地朋友接濟食宿,並無工錢,回港後偶爾在親妹家中寄食。親人長貧難顧,他流動電話及電腦上網也註銷了。近年他每次來電,都必先請求鑑諒,寬限他清付兩本 書的版權費;我託他出版的兩本書都有盈利,可惜他已動用了所有現金應付書店租金和雜費了。兩年前他不時建議我斥資入股救急,我只是勸他伏藏一段時期,度過 難關再算。然後,他又盤算如何度過難關,如向香港藝術發展局申請出版計劃資助,取得現金周轉,向石硤尾藝術村承租單位解決租金困擾,我因官職在身,無法相 助,只能聆聽與安慰而已。
大資本與小書商
他的出版生意,並非一時斥資救得了的。老實說,即使我這個無心營商的人,也覺得他並非營商材料,只是視文化出版為終身事業,守住書屋,矢志不渝。 香港在高地價政策仍未波及閣樓書店、合併聯營之風尚未吹到出版及書籍銷售的良心事業之前,即使不善營商,只要經營有道及略有名聲,文人學士有閑情逸趣,小 書店與小出版社不難維持。以前的香港,今日的台灣,小書商都有生路。羅君出版的書難在聯營的連鎖書店上架,售後結賬緩慢,業主加租逼遷,影印機供應商上告 錢債法庭索償,書店現金流斷絕,三餐不繼而要遠赴異鄉教拳為生,生涯苦得像民初戰亂時代的文人,但命運卻是寄託在大資本肆虐的香港盛世。
我始終感激羅君。他見我在《信報》文化版開專欄,批判高中的中國文化課程(〈中國文化唔夠班〉系列),舌戰群儒,便有意將正反言論結集出版。我定 書名為《天書Impossible—論香港的中國文化教育》,在二○○○年出版。我在《信報》文化版寫的懷舊文章,也是他替我首次結集的,書名《故我猶在 —香港山居憶舊》,二○○三年出版。兩本書的銷路應無大礙,只是我的文章稜角分明,以當年的言論氣氛,要找出版社仗義出版,絕非易事。後來羅志華用人手裝 釘方式辦《武藝》雜誌,我也將以前寫少林寺武技史的文章投去,充場面。聽他說,《武藝》出了兩期,廣告與銷路都很暢順,不過後來又因武林恩怨而停辦了 (羅常以筆名「吳知」在網上武林論壇與人辯難)。若他向主流靠攏,稍作妥協,略事鑽營,不論是文壇或武林,應可寄生一時。
手作出版,孤絕之志
羅君以手作影印方式,仿效當年的《詩潮》,靠店內僅餘的手提電腦與影印機,出《青文評論》,我投稿支持,後來因他體力不支而停刊。他最輝煌的貢 獻,是在一九九五至九六年間,主編《文化視野叢書》,出了不少本地學者的社科論著。然而,他說香港現今的大學生受惡劣的教育潮流波及,講求成本效益,放棄 藏書習慣,在圖書館看的多,到書店買的少,叢書不能回本。
大概是二○○一年,羅君往河南訪學,知我練過陳家太極拳(陳式老架),回來見了我便興致勃勃,說在陳家溝見人打拳,在黃土上跺腳,塵土飛揚,便說 陳式老架要人震腳發勁,皆因當地是黃土軟地。換了在城市的水泥硬地,便會把腳跟震傷。他終於為我解了當年學武之謎。二○○四年在青文書屋取書時見他,驚覺 他一身浮腫,容顏莫辨。問是何病,支吾以對,我也不便細問。以羅君的武藝與志氣,若非身患痼疾,營養不足,又要於歲暮苦寒之時,困於蝸居搬動存書,應有武 者的警覺,或至少有轉圜反手之力,不會平白遭書箱壓斃。小書商時乖命蹇,在丁亥歲末倒斃書倉而無人援救,過了年夜飯也無親人探詢,應是此地自主文藝出版業 者之寫照罷。即願羅君,往生極樂,永離苦海,阿彌陀佛。
(2)明報 P17 世紀 曙光圖書 馬國明 2008-02-24
葬身書山的人
已不記得什麼時候認識羅志華,只記得認識他時他任職三聯書店。我在八八年時擔任青文書屋的董事經理,但我對中文書業的運作卻無甚認識,於是邀請羅志 華合作。兩年後青文改組,羅志華出任董事經理,但我們仍維持合作關係。由於我們各自負責的書店都不過是一間一人公司,雖然同屬一間店舖內,但各有各忙,交 談的時間不多;不過遇着中文書業出現變化時,他總會主動告訴我。當時經營中文書店,一定要有自己的採購渠道才能替書店搞出特色。一年裏羅志華必定親自跑到 台北、上海、北京等地採購,同時為了讓業務多元化,他學懂電腦排版並替多位作者出書,他同時親自負責發行工作,書店因而同時是出版社和貨倉,書本的數量愈 來愈多,雜物亦同樣不斷堆積。
羅志華當然不會不知道這種情况對書店的形象不利,他的想法是隨着後九七年代大集團經營的連鎖書店愈開愈多,像他那樣的小本經營根本不能在零售層面上 競爭,經營小書店必定要有特色才可望繼續生存。他一方面十分欣賞台灣的誠品書店出版《誠品閱讀》免費供讀者索取,另一方面他估量香港的大書店絕對不會做這 種賠本的事;於是聯絡了幾位文化界的朋友以最低廉的成本出版了《青文評論》,如果在零售層面上他無法跟別人競爭,起碼他做了一件連大集團也做不到的事。
後九七的小書店壓力
羅志華從來不以文化人自居,他不曾發表文章,更沒有著書立說。他是一間小書店的經營者,每天總要花個多小時執拾被讀者翻得凌亂的書架,遇着承印商將 青文最新出版的書運送到書店時,他更要在原已十分擠塞的書店裏本左搬右疊,務求騰出少許空間容納即將送抵書店的新書。由於青文出版的書從初期的四五種增加 到三四十種,書店裏根本無法再騰出空間,他便索性將新出版的書堆在書店內一排陳列中、西哲學書籍的書架前。曾經有讀者因為無法靠近翻閱書架上的哲學書而頗 有微言,不少人亦會認為他不擅經營,在旁觀者眼中,青文書屋要改善的地方實在不勝枚舉,旁觀者看不到的是後九七年代小書店經營者的壓力。一向以來在午飯時 段總會有二三十人專誠跑上青文書屋翻閱書籍,但自從灣仔地鐵站附近開了一間大集團的連鎖書店後,午飯時段跑上青文書屋的人流即時銳減。後九七年代裏大集團 的勢力不斷蠶食各種小本經營,書業亦不例外,主流媒體中關心書的小數通常只是從文化的角度來看待書,鮮會關心書業的具體生態。面對大集團的擴充,小書店的 經營者要像動畫裏的英雄,變身為三頭六臂。羅志華明白自己要變身之餘,卻當不成英雄,他不是香港社會向來稱許的商業奇才。他是一名不算成功的書店經營者, 但從他的身上卻更能令人們認識書本的真諦。
書香與書臭
香港每年都舉辦不少圍繞書的活動,不少活動更會安排知名人士高談書的意義,但談來談去卻總是說不出一樣十分顯淺的道理,終於要勞動羅志華以他的生命 來說出這一顯淺的道理。中文詞彙中有「書香」的講法,但所有小書店的經營者都知道書本一經受潮便會發霉發臭,小書店經營者最頭痛的莫過於如何處理無人問津 而積存的書籍,販賣一般商品只要大幅割價便總可以出售手上的貨物,但書籍卻有別於一般商品,即使免費贈予,對方亦不一定領情。積存的書籍其實是小本經營者 的血本,由於是小本經營,議價能力十分有限,不可能像大集團那樣將積存的書籍全數退還發行商。堆積在青文書屋的書籍除了是青文剛出版的新書外,更多是那些 無人問津的書。壯士斷臂,乾脆把這些書籍當做廢紙送交回收商可能是更明智之舉,但羅志華卻總是抱着希望有朝一日積存的書籍會賣出,他從來沒有埋怨天天要為 這些書籍左堆右搬。印刷的書籍已是五百至一千年前的科技的產物,書本又十分笨重,幾十本書加起來的重量更高於常人的體重,這是與書有關的一點十分顯淺的道 理,小書店的經營者每天都在重溫這一點顯淺的道理,將書籍高舉為文化化身的人卻不一定明白這點顯淺的道理,但他們已再沒有藉口掩飾他們的無知,對書並不熱 情的香港社會卻出現了一位葬身書山裏的羅志華。他的死不是黑色幽默,他或許只是香港這個大城市裏的小人物,但正如一條鎖鏈中最弱的一環才是最具決定性,小 人物的遭遇才是整個社會最真確的寫照。只有對書不熱情的社會才會由得書籍在貨倉裏積存發霉發臭,最後更活生生將一個好端端的人埋葬;被人們高舉為文化化身 的書籍在香港這個社會裏居然成為殺人兇手,香港社會不是很有問題嗎?曾局長、曾司長、曾特首,你們可曾留意到問題?
2.17.2008
星期二檔案 — 他獨留在家
我認識不少朋友,爸媽是專業人士的他們從小便受到悉心培育,讀名校,受良好教育。父母一早已準備好「一條龍」服務安排他們升讀本地或英美的中小學名校,補習老師、各樣的興趣班,資源充足。之後在港大中大科大或英美名牌高等學院就讀,畢業後即可受聘於本地或外資大機構做trainee,之後無驚無險順利有幾皮人工,成功打下成為‘中產’的基礎。
不是說我的朋友不用努力,他們都十分勤力讀書,努力考取好成績。只是阿靜與他們一比,無論資源與機會,真的是曼聯與錫菲聯之比。
每個人一生出來的起步點便已不一樣,這沒有什麼公平不公平的。以前在香港,全球經濟起飛,戰後香港的工業化才剛開始,呂大樂筆下的「第二代香港人」只要肯努力,不論起點在那,都有機會向上游,之所謂梁錦松曾蔭權的「香港故事」。
現在的香港還有同樣的條件和空間嗎?一般住公屋、沒有專業人士父母悉心安排的香港低下階層的小朋友如阿靜,往社會更上層的路還是一樣闊嗎?
*之前所寫的「阿靜的故事」
2.12.2008
阿靜的故事
媽媽在大陸,讀小學的阿靜起居生活都由六十多歲的爸爸安排照顧。
「今天想吃什麼?」
爸爸等阿靜回家後,才到街市買菜準備晚飯。
「隨便啦爸爸。」
「隨便嗎?那就節瓜炒蝦吧。好嗎?」
「好呀爸爸。」
做夜更看更的薪水低,爸爸只能做些簡單的菜式。
「阿靜,先不要溫習,來幫爸爸切瓜,我要遲到啦。」
炒完菜已接近上班時間。時間緊迫。
「幫爸爸煮飯,我差不多要上班。」
阿靜為爸爸準備好飯盒後,爸爸已穿好制服準備出門。
「阿女,我走啦,小心點啦。」
每晚阿靜都是自己一個人吃晚飯。飯後,十分自律關掉電視機繼續溫習功課。
「每次電話響,我的心都會一震。一看電話知道不是家裡的電話號碼,就像放下心頭大石。」
「當然擔心,想多點時間陪她。但沒有辦法,要搵食。」
「綜緩?不可以。一來有手有腳還可以做。二來不想給壞榜樣阿靜,要自力更新。」
每晚,爸爸都會打電話給阿靜。
記者問阿靜,爸爸每晚打多少個電話給她。
「五六次左右。」
「你不怕一個人在家嗎?」
「不怕。爸爸給了對面黃阿姨我們家的門匙。」十分平靜的回答。
「你好大膽!」
阿靜一笑。
「只試過有一次,有個男人敲門。我沒有出聲,後來他就走了。」
十點,要睡覺。記者問會否怕一個人睡。
「不會,但有點悶。」
「那悶的時侯怎辦?」
阿靜拿出熊公仔。
「有他陪我睡覺便不覺得悶。」
這一日,爸爸請假陪阿靜到公園玩。
「今日爸爸請假陪你玩開心嗎?」
「開心!爸爸。」
在爬杆上。
「哈哈,我的褲掉下來。」
「阿女,有無搞錯…」
難得的親子日。
「我見到阿女十分‘生性’努力讀書,但自己不能常常陪她,十分對不起她。」
「都想改變現狀,但自己學識有限,沒有辦法。」
以上節錄自「星期二檔案」,沒有看到重播,記憶所限,內容可能與原來的有出入。
2.06.2008
最好的國民教育是陳冠希!?
一個熱血青年將自己的青春都奉獻國家,希望改善國家。當同期同學在港英殖民治下出頭之際,他卻待在被受當權者打壓的中資機構工作,放棄一般人所嚮往的豐厚物質生活,為的是什麼?為的是「叛國」之名嗎?
現在政府常說要提升國民教育認識祖國,我說年三十的蘋果頭版就是一個最好的國民教育:如果要衰,幾衰都寧做與眾女星拍四仔的陳冠希,千萬不要做愛國青年。
延伸閱讀:信報香島論叢練乙錚
吾意久懷忿汝豈得自由 早在程翔兄被捕之前好幾年,左派圈子當中便有向外傳言,對他進行持久的「人格謀殺」。筆者與程兄相識於三十多年前香港愛國學生運動之中,完全清楚他的人格,故對上述中傷之言,嗤之以鼻,及至後來程兄收押下獄,筆者才恍然大悟,原來冥冥中早有部署。
一九七二年,程翔和筆者都在中學任教,是冬,九龍灣安置區大火,上千災民無家可歸,筆者帶學生(其中包括後來的議員張文光)到災場訪貧問苦,碰上一群另一間學校的學生,由他們的老師帶領;筆者與這位老師寒暄數句,便知是同道中人,彼此互通姓名,遂結成大半生莫逆之交,此人便是程翔。其後不久,程兄因為國家需要,參加本地愛國單位《文匯報》當記者,筆者則留在「白區」工作。當時愛國報紙記者的薪水很低,幾百元左右,像他那樣港大經濟系畢業的,加一倍亦不過千,只及政府津貼學校的三分一或一半不到;如此一幹十五年,至八九年六四事件,該報痛心疾首開了「天窗」之後,才與幾十位同事一起洒淚離開愛國陣營,自我流放。其後的事,港人知之甚詳,不贅。
零五年,程兄遭劫,筆者曾對本報記者說:「面對一個在這種事上屢屢犯錯的中央政府,我當然是相信我的老友程翔。」屢屢犯錯者,有史可尋;遠的不說,就拿八十年代初的黃賢事件,便可見一斑。黃賢是我們那一輩留美學生中的表表者,香港男拔萃畢業,哈佛大學和哈佛法律學院出身,是公司法專材,亦是當年美國 Baker & McKenzie 律師行中屈指可數的中國人,更是當時留學生發起的「保釣魚台運動」的積極分子。七十年代末,中國改革開放,這位老保釣二話不說,應召回國教授西方商業法,八十年代初,被當時新成立的國家安全局控以「間諜罪」,判獄十五年;至一九九二年,中國換了三位總理之後,國安局正式承認錯判,黃賢才離開中國。黃賢案是國安局偵辦的第一宗案,卻非第一宗冤案;此前三十多年裏,政治冤案罄竹難書,人民並沒有憲法上寫的政治自由,特別是知識分子,喪失最低限度的人身自由,卻是常有的事,故筆者上述對記者之言,並非無的放矢。
政治自由的概念,在中國出現較晚。一八二二年,英人來華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編了一本《字典》,把 liberty一詞譯為「自由之理」;同為英人傳教士的麥都思(Walter Medhurst)一八四七年編的《英漢字典》中,則譯為「自主,自主之權,任意擅專,自由得意」。以中文故有的「自由」一辭解釋 liberty 這個政治概念,自此始。具體介紹此西方概念的內涵,則首見於一八八七年《申報》一篇題為〈論西國自由之理、相愛之情〉的文章,其中一段說:「西國之所謂自由者……,雖有暴君在上,毋得私虐一民。民有罪,君不得曲法以消之。蓋法者,天之所定,人心之公義,非一君一人所能予奪其間,故亦毋得私庇一民。維彼庶民,苟能奉公守法,兢兢自愛,懷刑而畏罰,雖至老死,不涉法庭、不見官長,以優游於牖下,即貧且賤,何害焉。此之謂自由。」亦即是說,法治之下,人民才有政治自由。程翔被控,重要證據是他和「台灣歐亞基金會」有聯絡;此會當時在中國,只是被當局認定為「間諜外圍組織」,依內地本來法規,與此等組織接觸,不能作為定罪的法律依據,但當局為了定罪,臨時釋法,認定「外圍組織即間諜組織」。如此「法治」,程翔當然沒有政治自由了。
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好人程翔,終於獲得人身自由。程兄身繫囹圄的日子裏,香港眾多人士,不分左、中、右,落力營救,或在台前、或在幕後,結果成功了。程兄在獲釋後的公開聲明中,特別感謝特首曾蔭權和特區政府有關官員在此事上出力,筆者因此亦衷心向曾特首和特區政府就此事致萬二分謝意。不過,一雞鳴,一雞死,中國的政治自由總量,昨天似乎並沒有因為程兄獲釋而增加分毫。內地民間反貪腐作家呂耿松,同一天被判入獄四年。呂是有名的「老運動員」(八九輩民主人士),近年在網上發表百多篇揭發內地官員貪污瀆職的文章,不少人恨之入骨,去年八月被捕,十月被控「非法持有國家機密罪」和「煽動顛覆國家罪」,一月二十二日審訊,昨日於杭州市中級法院判刑。他的網上文章不見了,網民為他「說句公道話」的很多。
中國無深厚的政治自由傳統,中國人卻有敢於「說句公道話」的歷史。范仲淹名句:「寧鳴而死,不默而生」(〈靈鳥賦〉答梅堯臣),比美國開國元老 Patrick Henry 說的「不自由,毋寧死」,還早了七百四十年 |
2.01.2008
索羅斯與林行止
我們在這個「美國大佬」失勢,印中油「諸鼠輩」橫行等上位的紛亂鼠年如何自處?老人家的傳統智慧極有參考價值—BUY GOLD
#The worst market crisis in 60 years
By George Soros
Published: January 23 2008
The current financial crisis was precipitated by a bubble in the US housing market. In some ways it resembles other crises that have occurred since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at intervals ranging from four to 10 years.
However, there is a profound difference: the current crisis marks the end of an era of credit expansion based on the dollar as the international reserve currency. The periodic crises were part of a larger boom-bust process. The current crisis is the culmination of a super-boom that has lasted for more than 60 years.
Boom-bust processes usually revolve around credit and always involve a bias or misconception. This is usually a failure to recognise a reflexive, circular connection between the willingness to lend and the value of the collateral. Ease of credit generates demand that pushes up the value of property, which in turn increases the amount of credit available. A bubble starts when people buy houses in the expectation that they can refinance their mortgages at a profit. The recent US housing boom is a case in point. The 60-year super-boom is a more complicated case.
Every time the credit expansion ran into trouble the financial authorities intervened, injecting liquidity and finding other ways to stimulate the economy. That created a system of asymmetric incentives also known as moral hazard, which encouraged ever greater credit expansion. The system was so successful that people came to believe in what former US president Ronald Reagan called the magic of the marketplace and I call market fundamentalism. Fundamentalists believe that markets tend towards equilibrium and the common interest is best served by allowing participants to pursue their self-interest. It is an obvious misconception, because it was the intervention of the authorities that prevented financial markets from breaking down, not the markets themselves. Nevertheless, market fundamentalism emerged as the dominant ideology in the 1980s, when financial markets started to become globalised and the US started to run a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Globalisation allowed the US to suck up the savings of the rest of the world and consume more than it produced. The US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reached 6.2 per cent of gross national product in 2006. The financial markets encouraged consumers to borrow by introducing ever more sophisticated instruments and more generous terms. The authorities aided and abetted the process by intervening whenever the global financial system was at risk. Since 1980, regulations have been progressively relaxed until they have practically disappeared.
The super-boom got out of hand when the new products became so complicated that the authorities could no longer calculate the risks and started relying on the risk management methods of the banks themselves. Similarly, the rating agencies relied on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the originators of synthetic products. It was a shocking abdication of responsibility.
Everything that could go wrong did. What started with subprime mortgages spread to all collateralised debt obligations, endangered municipal and mortgage insurance and reinsurance companies and threatened to unravel the multi-trillion-dollar credit default swap market. Investment banks' commitments to leveraged buyouts became liabilities. Market-neutral hedge funds turned out not to be market-neutral and had to be unwound. The asset-backed commercial paper market came to a standstill and the special investment vehicles set up by banks to get mortgages off their balance sheets could no longer get outside financing. The final blow came when interbank lending, which is at the heart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was disrupted because banks had to husband their resources and could not trust their counterparties. The central banks had to inject an unprecedented amount of money and extend credit on an unprecedented range of securities to a broader range of institutions than ever before. That made the crisis more severe than any since the second world war.
Credit expansion must now be followed by a period of contraction, because some of the new credit instruments and practices are unsound and unsustainable. The ability of the financial authorities to stimulate the economy is constrained by the unwillingness of the rest of the world to accumulate additional dollar reserves. Until recently, investors were hoping that the US Federal Reserve would do whatever it takes to avoid a recession, because that is what it did on previous occasions. Now they will have to realise that the Fed may no longer be in a position to do so. With oil, food and other commodities firm, and the renminbi appreciating somewhat faster, the Fed also has to worry about inflation. If federal funds were lowered beyond a certain point, the dollar would come under renewed pressure and long-term bonds would actually go up in yield. Where that point is, is impossible to determine. When it is reached, the ability of the Fed to stimulate the economy comes to an end.
Although a recession in the developed world is now more or less inevitable, China, India and some of the oil-producing countries are in a very strong countertrend. So, the current financial crisis is less likely to cause a global recession than a radical realignment of the global economy, with a relative decline of the US and the rise of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The danger is that the resulting political tensions, including US protectionism, may disrupt the global economy and plunge the world into recession or worse.
1.20.2008
七彩包青天令我哭了
左右黑白是非不分。
哭,是為逝者,是為被埋沒的良知。
哭,是為現今的香港,是為我們和我們的下一代。
8.12.2007
皇后碼頭之爭的終極目的
2007-08-02
尋找香港
《皇后碼頭之爭的終極目的》
「繼去年底政府與保育人士就天星碼頭及其鐘樓拆卸一事發生爭端,事隔半年,皇后碼頭拆卸又引起雙方對峙。雖然抗爭組織本土行動提出的司法覆核已獲法院受理,但政府昨日強行清場,出動大批警員、攀山隊員將示威人士一一帶走。
保育是香港回歸以來一個新的社會議題,但這個議題一旦形成卻來勢兇猛。天星碼頭、皇后碼頭在本質上與○四年保衞海港協會就中區填海第三期工程提 出司法覆核、灣仔喜帖街重建引起的居民抗爭,以及更早前的西九文娛發展規劃、紅灣半島拆卸等引發的一系列社會事件一脈相承。這些事件表面看起來是就個別發 展項目展開的公民抗爭,但實際上宣洩了社會上醞釀已久的、公眾對社會發展過程中公共資源轉移的強烈不滿。
其實,皇后碼頭(以及較早前的天星碼頭鐘樓)是否具有保留價值,是原址保留還是異地重置,在公眾中也還是有爭議的,並沒有統一的觀點。不少市民 對於抗爭者的絕食、露宿、肢體碰撞等激烈的行動,也有所保留。但是,皇后碼頭、天星碼頭抗爭引起了普遍的同情和支持,是因公眾不知道失去了這些建築地標之 後換來的是什麼。這些抗爭行動得到廣泛的共鳴,是因公眾深切感受到政府發展規劃被壟斷,普通人利益無法透過諮詢程式得到充分考慮的後果。
公共空間變財團領地之爭
往往,政府的發展規劃與地產商拉上緊密關係。正如一位保育代表懷疑的,天星碼頭、皇后碼頭消失之時就是公共空間變成「私人領地」之日。如果環顧 目前中環的環境就不難發現,填海的土地已經變成了五星級酒店、巨無霸購物中心,以及天價租金的商業寫字樓。再看看港島、九龍其他填海項目,某某港、某某 城,其結果不外就是一小片綠色公園被一個巨大購物中心的排氣口壓迫;一條海濱長廊與塵土飛揚的高速公路並行;甚至某些填海的土地完全變成了私家領地,市民 要被迫消費才能重獲本來屬於他們的看海權利。所以,皇后碼頭的抗爭,包括較早前的西九文娛發展規劃、維港運動、反對紅灣半島拆卸等等、背後實際上是對公共 空間變成財團囊中物的抗爭。
其實,政府提出的一些拆卸理據,包括已經通過既定諮詢程式,包括「不遷不拆」、「遷址還原」的技術困難等等,並不是完全沒有合理性。但程式正確 與工具理性在群情激憤的情況下已經變得蒼白、缺乏說服力。說到底,由於經濟和社會地位的不平等導致決策傾斜。政府靠賣地支撐財政開支,政府與財團則共謀城 市「發展」。香港過去十多年的歷史已經有太多例子證明了公共資源被私有化。所以,公眾要抓住每個機會表達對公共資源易手的不滿,借「保育」議題阻止任何可 能阻止的資本獨裁。
所以,保衞皇后碼頭的最終意義不在皇后碼頭本身,而在於改變這種罔顧公眾利益的社會發展,扭轉港人的生存空間不斷被更多的高速公路、更高的商業 大樓、更多的購物中心蠶食的趨勢。在這個意義下,保護皇后碼頭終極目標是要凝聚社會力量改變目前的諮詢程式,找到政治代理人,從制度上解決決策程式被壟斷 的問題。
保育是維護社會持續發展的手段,正因為如何,香港的保育問題需要從長計議,理性討論,並以知性為基礎。社會運動能激發民眾的保育意識,能促使政 府開放政策制定的過程,令更多人得到社會發展的好處,更公平地分擔發展的代價。但是,即興的、個別擊破的、缺乏長期遠景的保育運動始終不能替代制度性的、 持久的、有藍圖的社會保育機制。只有爭取到上述機制,今天保育人士、團體,才能獲得更多市民的認同及支持。
民眾要求參與保育決策
政府昨日雖然清場成功,但司法覆核結果依然未知。而且一旦法庭判決不利,政府的清場就既付出了代價又失去了意義。但政府顯然也無法輕易放棄一個 已經通過既定程式、已經簽署了各種合約的專案,放棄即導致新政府權威受損。而且,皇后碼頭很可能只是新一屆政府麻煩的開始。據報道,皇后碼頭風波未了之 前,保育團體已經準備轉戰西九。新政府上台以後保育議題恐怕是個與普選一樣棘手的政策領域。
香港作為一個愈來愈多元化的社會,公眾訴求會愈來愈多,民眾要求參與的呼聲也愈來愈高。政府的政策制定如何在理性與民主之間取得平衡,在知性與 權力之間取得妥協,是各國各地區政府面對的決策考驗。在保育議題成為執政難題的今天,政府與保育團體之間建立一個持續的政策討論平台,展開持久的協商與諮 詢,也許是政府困境中的一條出路,也應該是香港保育問題的長久歸宿。」
8.07.2007
今次到考評局威番次
據明報報導,海外多家院校今年獲悉香港英文科改制後,由於對新制評定學生的水平存疑,要求港生今年需應考入學試。之前本來好好的交份成績表給海外院校,上面寫英文B數學A經濟A中文A化學B加起廿幾分,海外院校對比一下之前收的學生成績,沒有問題就可收生。現在的成績表寫英文5數學A經濟A中文5化學B,人家看了發覺跟之前的不一樣,看得一頭煙,當然要左查右查攪一輪,再給你一個test看看你的能力。就算最後沒有問題,無論學生家長都要無謂驚一輪。如果人家英美院校報考人數眾多,沒有人手幫你查,過了報考時限,你話可以追究邊位…
除了升學,搵工亦有問題。電視上看見雇主協會主席話不知今年改制。這麼重要的變化考評局竟然沒有對外宣傳。不是說什麼都要遷就香港的雇主,但在香港這個搵食大過天的地方,這可是有實際需要啊。同學出外見工,雇主想看看同學的語文能力,才發覺成績表上是與從前的ABCDE不一樣的12345加5*,我想第一個疑問是1是不是從前的A,2是不是從前的B?再想想:「公司的阿強英文拿的是C,都幾好,但面前這個拿的是3,那跟C怎樣比呢?」雇主最後極有可能叫這位英文拿3的先回家等消息,然後問問行家的意見先算。
無論學生家長雇主都要費更多的時間精神應付考評局這個在政府冷氣房出世的硬膠評級。硬膠是膠定的了,可是浪費了時間精神後香港市民得著的是什麼?
?...?...?...?
真要麻煩有識之事幫幫忙解答。
無論是最近的考評局(其實每年都出事),或之前影視處、亡命纜車360和天星事件,都給我政府不是「以民為本」的感覺。政府口口聲聲話要「以民為本」,可是出來的永遠是兩件事。究竟,這個「港人治港,為港人謀福祉」的香港政府內裡發生了什麼事?不要忘記,回歸前,政府可是個號稱「擁有世界上最好的公務員團隊」的管治機構啊。
7.20.2007
影視處再次「為港爭光」
可喜可賀。香港終於真真正正做到「英國人做得到的,中國人做得更好」。
Well Done guys.
7.16.2007
7.03.2007
7.01.2007
6.11.2007
廣州咸濕巴士阿叔那一腳
當時巴士已停在一旁等公安,有一個穿武警制服的男人行上車,直行到座在椅上的阿叔三尺前,伸腳踢落阿叔的頭。阿叔的頭連身一齊往後仰,然後極速撞到椅背反彈向前,整個過程相信只有半秒。
這一腳,立時讓我想起6月9日信報中通外直專欄內,詹德隆寫到「中國的五千年封建傳統、中國現今的社會結構、大部分領導人眼光短淺和中國人傾向膺於權威和輕易訴諸武力,都使他對香港和中國的民主前途不感樂觀。」
曾經在澳紐生活過一段時間,其中令我印像深刻的,就是打藍球時,澳紐的球員不會因為有身體碰撞而打架,反而會更努力用球技擊敗對手。相反在香港打球時,常常看到有人因為身體碰撞,先禮貌對方母親一輪後繼以拳頭相向的事。
每次看到這些事都令我非常困惑。這是不是中國從來只重權力不重法治的結果?個人觀察,在澳紐這些重視法律的地方(是依法治國,不是以法治國),可能普羅市民都知社會上有一套有效的遊戲規則,所以不用輕易訴諸武力去解決問題(除了醉源鬼)。所以這個觀念亦伸展到藍球場上。
但中國人則不同。當遇到爭議時,自古通常只有有權力的人能伸展‘公義’。近代看反右、文化大革命時不幸被掌權的貶為右派的人,最終不是由後來掌權的平反嗎?擴展到其他社會層面如在藍球場上或公車上遇到爭議時,這個只重權力不重法治的傳統,是否就是導致中國人喜歡訴諸‘拳’力和‘腳’力的原因?
又或者,既然知道社會上沒有法律可章顯公義,所以唯有自己落手落腳?
5.24.2007
菜菜子的決擇
記憶所及,菜菜子不是第一次當眾落淚,亦不是第一次屈服於黨的指導下作出背棄個人意願和部份選民的投票選擇。我想到的是如果我是菜菜子,面對來自政府、民建聯和市民的壓力下,我會如何決擇?
據生果報報導,原來菜菜子是工務小組內唯一屬港島區的直選議員。第一次政府申請撥款時,菜菜子應該是受到港島區選民的壓力,所以並沒有支持政府,最終政府因為不夠票所以撒回申請。
這次政府依然沒有保証原址保留皇后碼頭,但菜菜子最終卻投棄權票,緊跟黨的保皇理念。雖然失去了部份選民的支持,但相信換來的會是黨提供更多的資源為她迎戰來年的立法會選舉。
為了自已的未來,而做出一時的‘痛楚’決定,我相信如果我這個瞎子是菜菜子,我都會選擇‘痛哭’投棄權票。
或者,這件事可說明我們香港的公民社會有多‘先進’吧。如果港島區有一二千個選民打電話給菜菜子素一素他們支持保留皇后碼頭的心聲,我相信菜菜子昨日衡量得失後,可能會‘痛楚’地背棄黨對她的養育之恩,投向選民的懷抱。
又或者,沒有一二千個選民打電話給菜菜子素一素心聲,是因為沒有很多人認同皇后碼頭的歷史價值;沒有很多人認同皇后碼頭值得原址保留?
5.09.2007
金融風暴建築師和工程師曾幫政府打大鱷

最近有消息人士同我講,金融風暴時,香港的建築師和工程師亦曾幫手制定政府千億入市的政策。
我聽後,認為消息人士純粹bullshit。記得97-98年政府話要打大鱷,穩定香港的金融體系,所以用千億入市。下決策前,政府當然會找一班金融專家、經濟學家和銀行家幫手研究,然後制定出相關政策。又怎會找建築師和工程師?
但今天看完有線直播古物諮詢委員會就皇后碼頭評級的會議,再睇成員名單,我開始相信消息人士的內幕消息。
點解?大家看看最底古物諮詢委員會成員名單。(*)
古物諮詢委員會是就歷史和建築因素去為皇后碼頭評級,但點解委員會內好像沒有歷史學家和只有幾位建築師,反而有保險界的陳智思議員和一些律師會計師及亞視高級副總裁?
究竟他們有什麼專業知識可以就歷史和建築因素去為皇后碼頭評級?
既然以上各人都可以就皇后碼頭評級,點解建築師和工程師不可以幫政府制定金融政策打大鱷,right?
(*)古物諮詢委員會成員名單
何承天先生, SBS, JP (立法會議員, 功能組別: 建築測量及都市規劃, 地鐵公司董事局成員, 自由黨)
陳智思議員, GBS, JP(立法會議員, 行政會議成員, 功能組別: 保險界)
陳弘志教授 (城規會都會規劃小組, 共建維港委員會)
鄭曹志安女士, BBS, JP (Chairman of Human Organ Transplant Board, Member of the Chinese Medicine Council of Hong Kong)
張正樑先生 (保誠資產管理(香港)有限公司投資董事, 三十會)
張文韜先生 (律師, 民建聯, 深水涉選區)
趙麗娟女士 (會計師)
馮柏棟先生, SC (大律師, 城規會上訴委員會)
洪樹堅先生 (Chartered Financial Analyst)
簡兆麟先生 (豐裕興業有限公司的行政總裁, Member of the Chinese Temples Committee)
鄺凱迎先生 (亞視高級副總裁)
林中麟先生, SBS, JP (市建局)
林筱魯先生 (市建局執行董事, Member of the Committee on Museums)
劉智鵬博士 (屯門區委任議員, Member of the Committee on Museums)
劉秀成議員, SBS, JP (立法會)
李律仁先生 (30會)
林雲峰教授 (香港建築師學會, 城規會)
吳祖南博士 (長春社, 城規會)
吳日章先生 (均來集團執行董事, Chairman of Friends of the Chest Yuen Long District Committee)
潘展鴻先生 (Member of the Advisory Committee on Enhancing Self-Reliance Through District Partnership Programme)
沈旭暉教授 (roundtable)
司徒少貞女士 (太古地產共公事務總監)
崔綺雲博士 (香港公共關係專業人員協會, Member of the Mass Communications Training Board of the Vocational Training Council)
黃澤恩博士 (香港工程師學會前會長, 地鐵規劃員會, 城規會)
王兼揚先生 (三十會)
楊耀忠先生 (教聯)
葉秀華女士 (中學校長, Member of the Social Welfare Advisory Committee)
余玉瑩女士 (豐裕興業國際非執行董事, 律師, Member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Promotion of Civil Edu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