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5.2008

真的是書櫃壓死了羅志華?

過年時聽到有位書店老板被貨倉書櫃壓死,十數日後鄰居抵受不住惡臭破門而入才發現屍體。聽到時只當是一則新聞沒有特別留意。今天讀到香港獨立媒體所載的梁文道文章才知老板叫羅志華,所辦的樓上書店曾是香港文化人必到之地。據陳雲文章(1)所講,書店後因香港的高地價政策及本身經營不善而結業:

「他的出版生意, 並非一時斥資救得了的。老實說,即使我這個無心營商的人,也覺得他並非營商材料,只是視文化出版為終身事業,守住書屋,矢志不渝。 香港在高地價政策仍未波及閣樓書店、合併聯營之風尚未吹到出版及書籍銷售的良心事業之前,即使不善營商,只要經營有道及略有名聲,文人學士有閑情逸趣,小 書店與小出版社不難維持。以前的香港,今日的台灣,小書商都有生路。羅君出版的書難在聯營的連鎖書店上架,售後結賬緩慢,業主加租逼遷,影印機供應商上告 錢債法庭索償,書店現金流斷絕,三餐不繼而要遠赴異鄉教拳為生,生涯苦得像民初戰亂時代的文人,但命運卻是寄託在大資本肆虐的香港盛世。」


他死後梁文道、馬國明(2)、張翠容和陳雲亦分別撰文提及悼念。讀了梁文道等人的文後,想到香港這個「富裕」社會竟容不下一家小小的文化書店(據梁所講,現在的樓上書店已退到十一樓),想到一位只想經營推廣文化的小書店老板過時過節死後十多日屍身才被發現(可想像親友新年都沒有聯絡他),他的死,令我悲涼頓生。

究竟是書櫃壓死了他?還是香港這個社會?



連結:悼念羅志華網頁




(1)原载《香港經濟日報》 P29 文化.書評 陳雲 2008-02-23
  
憶羅志華
  
去年歲末,仍有利潤的博益出版集團被母公司南華早報勒令結業,作者簽訂的終身書約了無下落,存書則遭下令銷毀,永歿人世。另一邊,年二十八(二月 四日),青文書屋出版社的東主羅志華先生卻在狹小貨倉辛勤整理作者存書之際,遭層層書箱壓死,死後十四日(二月十八日)始被鄰居發現。兩相比對,可謂義利 立判,榮辱互見焉。
  
羅志華允文允武,練吳家太極拳,與我算是文人與武俠之交。最後接到羅君電話,是去年九月,我賦閑在家,他說剛從意大利教太極拳謀生回來,說只得到 當地朋友接濟食宿,並無工錢,回港後偶爾在親妹家中寄食。親人長貧難顧,他流動電話及電腦上網也註銷了。近年他每次來電,都必先請求鑑諒,寬限他清付兩本 書的版權費;我託他出版的兩本書都有盈利,可惜他已動用了所有現金應付書店租金和雜費了。兩年前他不時建議我斥資入股救急,我只是勸他伏藏一段時期,度過 難關再算。然後,他又盤算如何度過難關,如向香港藝術發展局申請出版計劃資助,取得現金周轉,向石硤尾藝術村承租單位解決租金困擾,我因官職在身,無法相 助,只能聆聽與安慰而已。
  
大資本與小書商

他的出版生意,並非一時斥資救得了的。老實說,即使我這個無心營商的人,也覺得他並非營商材料,只是視文化出版為終身事業,守住書屋,矢志不渝。 香港在高地價政策仍未波及閣樓書店、合併聯營之風尚未吹到出版及書籍銷售的良心事業之前,即使不善營商,只要經營有道及略有名聲,文人學士有閑情逸趣,小 書店與小出版社不難維持。以前的香港,今日的台灣,小書商都有生路。羅君出版的書難在聯營的連鎖書店上架,售後結賬緩慢,業主加租逼遷,影印機供應商上告 錢債法庭索償,書店現金流斷絕,三餐不繼而要遠赴異鄉教拳為生,生涯苦得像民初戰亂時代的文人,但命運卻是寄託在大資本肆虐的香港盛世。

我始終感激羅君。他見我在《信報》文化版開專欄,批判高中的中國文化課程(〈中國文化唔夠班〉系列),舌戰群儒,便有意將正反言論結集出版。我定 書名為《天書Impossible—論香港的中國文化教育》,在二○○○年出版。我在《信報》文化版寫的懷舊文章,也是他替我首次結集的,書名《故我猶在 —香港山居憶舊》,二○○三年出版。兩本書的銷路應無大礙,只是我的文章稜角分明,以當年的言論氣氛,要找出版社仗義出版,絕非易事。後來羅志華用人手裝 釘方式辦《武藝》雜誌,我也將以前寫少林寺武技史的文章投去,充場面。聽他說,《武藝》出了兩期,廣告與銷路都很暢順,不過後來又因武林恩怨而停辦了 (羅常以筆名「吳知」在網上武林論壇與人辯難)。若他向主流靠攏,稍作妥協,略事鑽營,不論是文壇或武林,應可寄生一時。
  
手作出版,孤絕之志
  
羅君以手作影印方式,仿效當年的《詩潮》,靠店內僅餘的手提電腦與影印機,出《青文評論》,我投稿支持,後來因他體力不支而停刊。他最輝煌的貢 獻,是在一九九五至九六年間,主編《文化視野叢書》,出了不少本地學者的社科論著。然而,他說香港現今的大學生受惡劣的教育潮流波及,講求成本效益,放棄 藏書習慣,在圖書館看的多,到書店買的少,叢書不能回本。
  
大概是二○○一年,羅君往河南訪學,知我練過陳家太極拳(陳式老架),回來見了我便興致勃勃,說在陳家溝見人打拳,在黃土上跺腳,塵土飛揚,便說 陳式老架要人震腳發勁,皆因當地是黃土軟地。換了在城市的水泥硬地,便會把腳跟震傷。他終於為我解了當年學武之謎。二○○四年在青文書屋取書時見他,驚覺 他一身浮腫,容顏莫辨。問是何病,支吾以對,我也不便細問。以羅君的武藝與志氣,若非身患痼疾,營養不足,又要於歲暮苦寒之時,困於蝸居搬動存書,應有武 者的警覺,或至少有轉圜反手之力,不會平白遭書箱壓斃。小書商時乖命蹇,在丁亥歲末倒斃書倉而無人援救,過了年夜飯也無親人探詢,應是此地自主文藝出版業 者之寫照罷。即願羅君,往生極樂,永離苦海,阿彌陀佛。


(2)
明報 P17 世紀 曙光圖書 馬國明 2008-02-24

葬身書山的人

已不記得什麼時候認識羅志華,只記得認識他時他任職三聯書店。我在八八年時擔任青文書屋的董事經理,但我對中文書業的運作卻無甚認識,於是邀請羅志 華合作。兩年後青文改組,羅志華出任董事經理,但我們仍維持合作關係。由於我們各自負責的書店都不過是一間一人公司,雖然同屬一間店舖內,但各有各忙,交 談的時間不多;不過遇着中文書業出現變化時,他總會主動告訴我。當時經營中文書店,一定要有自己的採購渠道才能替書店搞出特色。一年裏羅志華必定親自跑到 台北、上海、北京等地採購,同時為了讓業務多元化,他學懂電腦排版並替多位作者出書,他同時親自負責發行工作,書店因而同時是出版社和貨倉,書本的數量愈 來愈多,雜物亦同樣不斷堆積。

羅志華當然不會不知道這種情况對書店的形象不利,他的想法是隨着後九七年代大集團經營的連鎖書店愈開愈多,像他那樣的小本經營根本不能在零售層面上 競爭,經營小書店必定要有特色才可望繼續生存。他一方面十分欣賞台灣的誠品書店出版《誠品閱讀》免費供讀者索取,另一方面他估量香港的大書店絕對不會做這 種賠本的事;於是聯絡了幾位文化界的朋友以最低廉的成本出版了《青文評論》,如果在零售層面上他無法跟別人競爭,起碼他做了一件連大集團也做不到的事。

後九七的小書店壓力

羅志華從來不以文化人自居,他不曾發表文章,更沒有著書立說。他是一間小書店的經營者,每天總要花個多小時執拾被讀者翻得凌亂的書架,遇着承印商將 青文最新出版的書運送到書店時,他更要在原已十分擠塞的書店裏本左搬右疊,務求騰出少許空間容納即將送抵書店的新書。由於青文出版的書從初期的四五種增加 到三四十種,書店裏根本無法再騰出空間,他便索性將新出版的書堆在書店內一排陳列中、西哲學書籍的書架前。曾經有讀者因為無法靠近翻閱書架上的哲學書而頗 有微言,不少人亦會認為他不擅經營,在旁觀者眼中,青文書屋要改善的地方實在不勝枚舉,旁觀者看不到的是後九七年代小書店經營者的壓力。一向以來在午飯時 段總會有二三十人專誠跑上青文書屋翻閱書籍,但自從灣仔地鐵站附近開了一間大集團的連鎖書店後,午飯時段跑上青文書屋的人流即時銳減。後九七年代裏大集團 的勢力不斷蠶食各種小本經營,書業亦不例外,主流媒體中關心書的小數通常只是從文化的角度來看待書,鮮會關心書業的具體生態。面對大集團的擴充,小書店的 經營者要像動畫裏的英雄,變身為三頭六臂。羅志華明白自己要變身之餘,卻當不成英雄,他不是香港社會向來稱許的商業奇才。他是一名不算成功的書店經營者, 但從他的身上卻更能令人們認識書本的真諦。

書香與書臭

香港每年都舉辦不少圍繞書的活動,不少活動更會安排知名人士高談書的意義,但談來談去卻總是說不出一樣十分顯淺的道理,終於要勞動羅志華以他的生命 來說出這一顯淺的道理。中文詞彙中有「書香」的講法,但所有小書店的經營者都知道書本一經受潮便會發霉發臭,小書店經營者最頭痛的莫過於如何處理無人問津 而積存的書籍,販賣一般商品只要大幅割價便總可以出售手上的貨物,但書籍卻有別於一般商品,即使免費贈予,對方亦不一定領情。積存的書籍其實是小本經營者 的血本,由於是小本經營,議價能力十分有限,不可能像大集團那樣將積存的書籍全數退還發行商。堆積在青文書屋的書籍除了是青文剛出版的新書外,更多是那些 無人問津的書。壯士斷臂,乾脆把這些書籍當做廢紙送交回收商可能是更明智之舉,但羅志華卻總是抱着希望有朝一日積存的書籍會賣出,他從來沒有埋怨天天要為 這些書籍左堆右搬。印刷的書籍已是五百至一千年前的科技的產物,書本又十分笨重,幾十本書加起來的重量更高於常人的體重,這是與書有關的一點十分顯淺的道 理,小書店的經營者每天都在重溫這一點顯淺的道理,將書籍高舉為文化化身的人卻不一定明白這點顯淺的道理,但他們已再沒有藉口掩飾他們的無知,對書並不熱 情的香港社會卻出現了一位葬身書山裏的羅志華。他的死不是黑色幽默,他或許只是香港這個大城市裏的小人物,但正如一條鎖鏈中最弱的一環才是最具決定性,小 人物的遭遇才是整個社會最真確的寫照。只有對書不熱情的社會才會由得書籍在貨倉裏積存發霉發臭,最後更活生生將一個好端端的人埋葬;被人們高舉為文化化身 的書籍在香港這個社會裏居然成為殺人兇手,香港社會不是很有問題嗎?曾局長、曾司長、曾特首,你們可曾留意到問題?

2.17.2008

星期二檔案 — 他獨留在家

看罷最新一集「星期二檔案 — 他獨留在家」*,十分感慨。

我認識不少朋友,爸媽是專業人士的他們從小便受到悉心培育,讀名校,受良好教育。父母一早已準備好「一條龍」服務安排他們升讀本地或英美的中小學名校,補習老師、各樣的興趣班,資源充足。之後在港大中大科大或英美名牌高等學院就讀,畢業後即可受聘於本地或外資大機構做trainee,之後無驚無險順利有幾皮人工,成功打下成為‘中產’的基礎。

不是說我的朋友不用努力,他們都十分勤力讀書,努力考取好成績。只是阿靜與他們一比,無論資源與機會,真的是曼聯與錫菲聯之比。

每個人一生出來的起步點便已不一樣,這沒有什麼公平不公平的。以前在香港,全球經濟起飛,戰後香港的工業化才剛開始,呂大樂筆下的「第二代香港人」只要肯努力,不論起點在那,都有機會向上游,之所謂梁錦松曾蔭權的「香港故事」。

現在的香港還有同樣的條件和空間嗎?一般住公屋、沒有專業人士父母悉心安排的香港低下階層的小朋友如阿靜,往社會更上層的路還是一樣闊嗎?




*之前所寫的「阿靜的故事」





2.12.2008

阿靜的故事

住在公屋的阿靜今日放學回家後,從書包拿功課出來溫習,準備數天後的測驗。

媽媽在大陸,讀小學的阿靜起居生活都由六十多歲的爸爸安排照顧。

「今天想吃什麼?」

爸爸等阿靜回家後,才到街市買菜準備晚飯。

「隨便啦爸爸。」

「隨便嗎?那就節瓜炒蝦吧。好嗎?」

「好呀爸爸。」

做夜更看更的薪水低,爸爸只能做些簡單的菜式。

「阿靜,先不要溫習,來幫爸爸切瓜,我要遲到啦。」

炒完菜已接近上班時間。時間緊迫。

「幫爸爸煮飯,我差不多要上班。」

阿靜為爸爸準備好飯盒後,爸爸已穿好制服準備出門。

「阿女,我走啦,小心點啦。」

每晚阿靜都是自己一個人吃晚飯。飯後,十分自律關掉電視機繼續溫習功課。

「每次電話響,我的心都會一震。一看電話知道不是家裡的電話號碼,就像放下心頭大石。」

「當然擔心,想多點時間陪她。但沒有辦法,要搵食。」

「綜緩?不可以。一來有手有腳還可以做。二來不想給壞榜樣阿靜,要自力更新。」

每晚,爸爸都會打電話給阿靜。

記者問阿靜,爸爸每晚打多少個電話給她。

「五六次左右。」

「你不怕一個人在家嗎?」

「不怕。爸爸給了對面黃阿姨我們家的門匙。」十分平靜的回答。

「你好大膽!」

阿靜一笑。

「只試過有一次,有個男人敲門。我沒有出聲,後來他就走了。」

十點,要睡覺。記者問會否怕一個人睡。

「不會,但有點悶。」

「那悶的時侯怎辦?」

阿靜拿出熊公仔。

「有他陪我睡覺便不覺得悶。」

這一日,爸爸請假陪阿靜到公園玩。

「今日爸爸請假陪你玩開心嗎?」

「開心!爸爸。」

在爬杆上。

「哈哈,我的褲掉下來。」

「阿女,有無搞錯…」

難得的親子日。

「我見到阿女十分‘生性’努力讀書,但自己不能常常陪她,十分對不起她。」

「都想改變現狀,但自己學識有限,沒有辦法。」



以上節錄自「星期二檔案」,沒有看到重播,記憶所限,內容可能與原來的有出入。

2.06.2008

最好的國民教育是陳冠希!?



我身在海外的朋友說陳冠希' is a total bullshit'。我同意。但想深一層,其實有多少男性會想:「嘩,我都想做陳冠希」?

年三十的蘋果頭版除了陳冠希,還有程翔假釋回港的新聞。我想,很多人讀後會說:「嘩,幸好我不是程翔!」


我不認識程翔。他的往事,是從他被補後讀到傳媒或他的朋友所寫的文章及從認識他的舊老細口中所知的。幾十年前港大經濟系畢業,天子門生卻因愛國走去文匯報做記者領取比他同學低幾級的薪水。曾被派到文革後百廢待舉的北京,過極之清貧生活,為了慳「國家的錢」連燈都不開在暗黑環境下寫作。在文匯報如此一幹十五年。後來八九年六四,痛心疾首開「天窗」後才離開。

一個熱血青年將自己的青春都奉獻國家,希望改善國家。當同期同學在港英殖民治下出頭之際,他卻待在被受當權者打壓的中資機構工作,放棄一般人所嚮往的豐厚物質生活,為的是什麼?為的是「叛國」之名嗎?

現在政府常說要提升國民教育認識祖國,我說年三十的蘋果頭版就是一個最好的國民教育:如果要衰,幾衰都寧做與眾女星拍四仔的陳冠希,千萬不要做愛國青年。





延伸閱讀:信報香島論叢練乙錚

吾意久懷忿汝豈得自由

早在程翔兄被捕之前好幾年,左派圈子當中便有向外傳言,對他進行持久的「人格謀殺」。筆者與程兄相識於三十多年前香港愛國學生運動之中,完全清楚他的人格,故對上述中傷之言,嗤之以鼻,及至後來程兄收押下獄,筆者才恍然大悟,原來冥冥中早有部署。


一九七二年,程翔和筆者都在中學任教,是冬,九龍灣安置區大火,上千災民無家可歸,筆者帶學生(其中包括後來的議員張文光)到災場訪貧問苦,碰上一群另一間學校的學生,由他們的老師帶領;筆者與這位老師寒暄數句,便知是同道中人,彼此互通姓名,遂結成大半生莫逆之交,此人便是程翔。其後不久,程兄因為國家需要,參加本地愛國單位《文匯報》當記者,筆者則留在「白區」工作。當時愛國報紙記者的薪水很低,幾百元左右,像他那樣港大經濟系畢業的,加一倍亦不過千,只及政府津貼學校的三分一或一半不到;如此一幹十五年,至八九年六四事件,該報痛心疾首開了「天窗」之後,才與幾十位同事一起洒淚離開愛國陣營,自我流放。其後的事,港人知之甚詳,不贅。


零五年,程兄遭劫,筆者曾對本報記者說:「面對一個在這種事上屢屢犯錯的中央政府,我當然是相信我的老友程翔。」屢屢犯錯者,有史可尋;遠的不說,就拿八十年代初的黃賢事件,便可見一斑。黃賢是我們那一輩留美學生中的表表者,香港男拔萃畢業,哈佛大學和哈佛法律學院出身,是公司法專材,亦是當年美國 Baker & McKenzie 律師行中屈指可數的中國人,更是當時留學生發起的「保釣魚台運動」的積極分子。七十年代末,中國改革開放,這位老保釣二話不說,應召回國教授西方商業法,八十年代初,被當時新成立的國家安全局控以「間諜罪」,判獄十五年;至一九九二年,中國換了三位總理之後,國安局正式承認錯判,黃賢才離開中國。黃賢案是國安局偵辦的第一宗案,卻非第一宗冤案;此前三十多年裏,政治冤案罄竹難書,人民並沒有憲法上寫的政治自由,特別是知識分子,喪失最低限度的人身自由,卻是常有的事,故筆者上述對記者之言,並非無的放矢。


政治自由的概念,在中國出現較晚。一八二二年,英人來華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編了一本《字典》,把 liberty一詞譯為「自由之理」;同為英人傳教士的麥都思(Walter Medhurst)一八四七年編的《英漢字典》中,則譯為「自主,自主之權,任意擅專,自由得意」。以中文故有的「自由」一辭解釋 liberty 這個政治概念,自此始。具體介紹此西方概念的內涵,則首見於一八八七年《申報》一篇題為〈論西國自由之理、相愛之情〉的文章,其中一段說:「西國之所謂自由者……,雖有暴君在上,毋得私虐一民。民有罪,君不得曲法以消之。蓋法者,天之所定,人心之公義,非一君一人所能予奪其間,故亦毋得私庇一民。維彼庶民,苟能奉公守法,兢兢自愛,懷刑而畏罰,雖至老死,不涉法庭、不見官長,以優游於牖下,即貧且賤,何害焉。此之謂自由。」亦即是說,法治之下,人民才有政治自由。程翔被控,重要證據是他和「台灣歐亞基金會」有聯絡;此會當時在中國,只是被當局認定為「間諜外圍組織」,依內地本來法規,與此等組織接觸,不能作為定罪的法律依據,但當局為了定罪,臨時釋法,認定「外圍組織即間諜組織」。如此「法治」,程翔當然沒有政治自由了。


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好人程翔,終於獲得人身自由。程兄身繫囹圄的日子裏,香港眾多人士,不分左、中、右,落力營救,或在台前、或在幕後,結果成功了。程兄在獲釋後的公開聲明中,特別感謝特首曾蔭權和特區政府有關官員在此事上出力,筆者因此亦衷心向曾特首和特區政府就此事致萬二分謝意。不過,一雞鳴,一雞死,中國的政治自由總量,昨天似乎並沒有因為程兄獲釋而增加分毫。內地民間反貪腐作家呂耿松,同一天被判入獄四年。呂是有名的「老運動員」(八九輩民主人士),近年在網上發表百多篇揭發內地官員貪污瀆職的文章,不少人恨之入骨,去年八月被捕,十月被控「非法持有國家機密罪」和「煽動顛覆國家罪」,一月二十二日審訊,昨日於杭州市中級法院判刑。他的網上文章不見了,網民為他「說句公道話」的很多。


中國無深厚的政治自由傳統,中國人卻有敢於「說句公道話」的歷史。范仲淹名句:「寧鳴而死,不默而生」(〈靈鳥賦〉答梅堯臣),比美國開國元老 Patrick Henry 說的「不自由,毋寧死」,還早了七百四十年


2.01.2008

索羅斯與林行止

最近索羅斯#與林行止都不約而同撰文表示美國的次按金融危機會令到全球經濟政治大調整,「美降而印中油諸國升」,導致全球一哥美國為保地位,最終會採用保護主義(索羅斯語)甚至以武力解決問題(林行止語)。

我們在這個「美國大佬」失勢,印中油「諸鼠輩」橫行等上位的紛亂鼠年如何自處?老人家的傳統智慧極有參考價值—BUY GOLD


#The worst market crisis in 60 years
By George Soros

Published: January 23 2008

The current financial crisis was precipitated by a bubble in the US housing market. In some ways it resembles other crises that have occurred since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at intervals ranging from four to 10 years.

However, there is a profound difference: the current crisis marks the end of an era of credit expansion based on the dollar as the international reserve currency. The periodic crises were part of a larger boom-bust process. The current crisis is the culmination of a super-boom that has lasted for more than 60 years.

Boom-bust processes usually revolve around credit and always involve a bias or misconception. This is usually a failure to recognise a reflexive, circular connection between the willingness to lend and the value of the collateral. Ease of credit generates demand that pushes up the value of property, which in turn increases the amount of credit available. A bubble starts when people buy houses in the expectation that they can refinance their mortgages at a profit. The recent US housing boom is a case in point. The 60-year super-boom is a more complicated case.

Every time the credit expansion ran into trouble the financial authorities intervened, injecting liquidity and finding other ways to stimulate the economy. That created a system of asymmetric incentives also known as moral hazard, which encouraged ever greater credit expansion. The system was so successful that people came to believe in what former US president Ronald Reagan called the magic of the marketplace and I call market fundamentalism. Fundamentalists believe that markets tend towards equilibrium and the common interest is best served by allowing participants to pursue their self-interest. It is an obvious misconception, because it was the intervention of the authorities that prevented financial markets from breaking down, not the markets themselves. Nevertheless, market fundamentalism emerged as the dominant ideology in the 1980s, when financial markets started to become globalised and the US started to run a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Globalisation allowed the US to suck up the savings of the rest of the world and consume more than it produced. The US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reached 6.2 per cent of gross national product in 2006. The financial markets encouraged consumers to borrow by introducing ever more sophisticated instruments and more generous terms. The authorities aided and abetted the process by intervening whenever the global financial system was at risk. Since 1980, regulations have been progressively relaxed until they have practically disappeared.

The super-boom got out of hand when the new products became so complicated that the authorities could no longer calculate the risks and started relying on the risk management methods of the banks themselves. Similarly, the rating agencies relied on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the originators of synthetic products. It was a shocking abdication of responsibility.

Everything that could go wrong did. What started with subprime mortgages spread to all collateralised debt obligations, endangered municipal and mortgage insurance and reinsurance companies and threatened to unravel the multi-trillion-dollar credit default swap market. Investment banks' commitments to leveraged buyouts became liabilities. Market-neutral hedge funds turned out not to be market-neutral and had to be unwound. The asset-backed commercial paper market came to a standstill and the special investment vehicles set up by banks to get mortgages off their balance sheets could no longer get outside financing. The final blow came when interbank lending, which is at the heart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was disrupted because banks had to husband their resources and could not trust their counterparties. The central banks had to inject an unprecedented amount of money and extend credit on an unprecedented range of securities to a broader range of institutions than ever before. That made the crisis more severe than any since the second world war.

Credit expansion must now be followed by a period of contraction, because some of the new credit instruments and practices are unsound and unsustainable. The ability of the financial authorities to stimulate the economy is constrained by the unwillingness of the rest of the world to accumulate additional dollar reserves. Until recently, investors were hoping that the US Federal Reserve would do whatever it takes to avoid a recession, because that is what it did on previous occasions. Now they will have to realise that the Fed may no longer be in a position to do so. With oil, food and other commodities firm, and the renminbi appreciating somewhat faster, the Fed also has to worry about inflation. If federal funds were lowered beyond a certain point, the dollar would come under renewed pressure and long-term bonds would actually go up in yield. Where that point is, is impossible to determine. When it is reached, the ability of the Fed to stimulate the economy comes to an end.

Although a recession in the developed world is now more or less inevitable, China, India and some of the oil-producing countries are in a very strong countertrend. So, the current financial crisis is less likely to cause a global recession than a radical realignment of the global economy, with a relative decline of the US and the rise of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The danger is that the resulting political tensions, including US protectionism, may disrupt the global economy and plunge the world into recession or wor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