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6.2010

爆響口

從新聞剛聽到曾特首話樓價上升,源於市場供不應求。

唔。有趣有趣。起樓要有土地供應,樓市供不應求,即土地供應唔夠。全港唯一土地供應者不就是政府嗎?

解讀:曾特首公開承認市場供不應求完全係政府做成。看來曾特首無意大量供應土地。地產還有一輪炒,大家唔駛驚。俾我都留待下任解決。唐唐、英英,靠你啦!

個波波2012年前後先會爆。到時大家都唔駛驚,因為死硬,一齊!

10.11.2010

LV

今朝睇金融時報,見到Vanessa Friedman10月6日寫LV:
















做生意做到介紹自己客俾人,真係又強又大。唔怪之得舊公司人講,LV幾年前已係唯一名店大陸開鋪有錢賺。

10.09.2010

NBA記錄片 - Once Brothers

We were two young guys from small town Yugoslavia, coming to play with Magic Johnson, Larry Bird and Michael Jordon.

Unfortunately...


8.29.2010

警號已響,病人危險

菲律賓無能政府令港人遊客死得不明不白,始令很多人驚覺菲律賓之管治已病入夫膏。不過,大家可能無留意,香港管治危機的警鐘今日亦響起。據蘋果新浪網商報文匯等報導,前港進聯成員傅耀華,昨晨於荃灣民政事務處門外懷疑自焚,並留下遺書指控部分區議員及食環署、民政處官員藉重建「掠水」。

從報導所見,應是傅耀華先生身受重建所害,投訴無門下自焚控訴不公。為情為錢尋死,在香港並非罕見,但尋死涉及公事,並在政府機關前自焚,對象極明顯,記憶所及,在昨天前只曾在內地發生,之前從未在香港發生。此種事在香港應為首次。

如果傅先生真的自己自焚,尋死之決心必極強大。而他亦必知道自焚將承受之痛楚。尋死意志如此強大,那所受之冤屈,必非一般人能容忍。 

而果真如遺書所說涉及重建,那表示政府的整個土地政策,包括背後之目的及執行,必已到達某一腐壞及不公程度,才會令看來正常的傅耀華先生自焚尋死控訴不公。

回看其他前事,八達通被揭出售自隱、天匯天價「做假」、高鐵方案引起反抗,再之前雷曼迷債,基本上已顯示出香港「經濟發展」為主甚至為唯一之主義之禍害已到達一危險水平,就像常人驗身驗出糖尿、高血壓、過肥等,而現在自焚已是小中風。

警號已響,香港再不治理,尋找病原,到時病入夫膏,真是死不足惜。

至於所患之病如何醫,涉及人心文化,絕非一般政黨所說改變制度便能解決。恕瞎子無眼無力無能,現只能聽鐘響大叫病人危險。

8.26.2010

重溫亞視龍門陣

唔睇都唔知施永清曾係極端自由市場信徒。


8.20.2010

《中國歷代政治得失》

竟在網上找到全書。不過一本只$50,真有興趣,到書店買吧,問我借亦可。在此只貼序及前言。如有版權問題,請告知。不過幫本書賣廣告,版權人就此通融通融吧。

《中國歷代政治得失》 錢穆



我很早以前,就想寫一部中國政治制度史。一則我認為政治乃文化體系中一要目。尤其如中國,其文化精神偏重在人文界。更其是儒家的抱負,一向著重修齊治平。要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絕不該忽略中國傳統政治。辛亥前後,由於革命宣傳,把秦以後政治傳統,用專制黑暗四字一筆抹殺。因於對傳統政治之忽視,而加深了對傳統文化之誤解。我們若要平心客觀地來檢討中國文化,自該檢討傳統政治,這是我想寫中國政治制度史之第一因。再則我認為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自生。縱使有些可以從國外移來,也必然先與其本國傳統,有一番融合媾通,才能真實發生相當的作用。否則無生命的政治,無配合的制度,決然無法長成。換言之,制度必須與人事相配合。辛亥前後,人人言變法,人人言革命,太重視了制度,好像只要建立制度,一切人事自會隨制度而轉變。因此只想把外國現成制度,模仿抄襲。甚至不惜摧殘人事來遷就制度。在新文化運動時期,一面高唱民主,一面痛斥舊傳統,舊文化。我們試問是否民主政治可以全不與此一民族之文化傳統有關聯,而只經幾個人的提倡,便可安裝得上呢?而且制度是死的,人事是活的,死的制度絕不能完全配合上活的人事。就歷史經驗論,任何一制度,絕不能有利而無弊。任何一制度,亦絕不能歷久而不變。歷史上一切以往制度俱如是,當前的現實制度,也何嘗不如是。我們若不着重本身人事,專求模仿別人制度,結果別人制度,勢必追隨他們的人事而變,我們也還得追隨而變,那是何等的愚蠢。其實中國歷史上以往一切制度傳統,只要已經沿襲到一百兩百年的,也何嘗不與當時人事相配合。又何嘗是專出於一二人之私心,全可用專制黑暗四字來抹殺?這是我想寫一部中國政治制度史之第二因。但由於國家大局之動蕩,私人生活之不安定,而自己想寫的,感到比這一部書更重要的也還有,因此此書終於沒有寫。一九五二年三四月間,承何敬之先生要我講演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但講期只有五次,每次只限兩小時,又為旅途匆忙,以及其他條件,並不能對歷史上傳統制度詳細陳述,精密發揮,只擇漢唐宋明清五代略舉大綱。本來想再就講演記錄把在講演時未及提到的,略事增補。不幸講演完成,我及負傷養病,在此期間,沒有精力對此講稿,再事改進。只得就原記錄稿有與原講義旨走失處稍稍校正,而其他不再潤飾了。將來若償宿願,能寫出一部較詳備的中國政治制度史,則屬至幸,而此書得以搶先呈教於讀者之前,亦可稍自欣慰,並在此致謝何先生之美意。若無何先生這一番督命,連此小書,也不會有倉促完成之望的。此稿初成,在一九五二年八月我在台中養病時。嗣後又有邀約,請寫一本「研究中國歷代政治制度」的教材,截稿期限甚迫,乃就此稿稍加修改,如唐代的兩稅制,明代的賦稅制度等,均有若干新資料補入,較原稿稍微充實,然恐尚多疏漏謬誤,切盼讀者之指正。

前言

此次呈貴會邀約講演,講題大體規定是講中國歷代的政治得失。但中國傳統政治,歷代間,也極多變遷,若籠統講,恐不着邊際。若歷代分別講,又為時間所限。茲僅舉要分為五次:一講漢代,二講唐代,以後繼續講宋、明、清。一次講一個朝代,這是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五個朝代。只講此五個朝代,大體上便可代表中國歷史之全進程。本來政治應該分為兩方面來講:一是講人事,一是講制度。人事比較變動,制度由人創立亦由人改訂,亦屬人事而比較穩定,也可以規定人事;限制人事。這一番講演,則只想多講制度,少講人事。但要講制度甚不易。在史學裡,制度本屬一項專門學問。首先,要講一代的制度,必先精熟一代的人事。若離開人事單來看制度,則制度只是一條條的條文,似乎乾燥乏味,無可講。而且亦是明日黃花,也不必講。第二,任何一項制度,決不是孤立存在的。各項制度間,必然是互相配合,形成一整套。否則那些制度各各分裂,決不會存在,也不能推行。第三,制度雖像勒定為成文,其實還是跟著人事隨時有變動。某一制度之創立,決不是憑空忽然地創立,它必有淵源,早在此項制度創立之先,已有此項制度之前身,漸漸地在創立。某一制度之消失,也決不是無端忽然地消失了,它必有流變,早在此項制度消失之前,已有此項制度的后影,漸漸地在變質。如此講制度,才能把握得各項制度之真相,否則仍只是一條條的具文,決不是能在歷史上有真實影響的制度。第四,某一項制度之逐漸創始而臻於成熟,在當時必有種種人事需要,逐漸在醞釀,有必有種種用意,來創設此制度。這些,在當時也未必盡為人所知,一到後世,則更少人知道。但任何一制度之創立,必然有其外在的需要,必然有其內在的用意,則是斷無可疑的。縱然事過境遷,後代人都不了解了,即其在當時也不能盡人了解得,但到底這不是一秘密。在當時,乃至在不遠的後代,仍然有人知道得該項制度之外在需要與內在用意,有記載在歷史上,這是我們討論該項制度所必須注意的材料。否則時代已變,制度已不存在,單憑異代人主觀的意見和懸空的推論,決不能恰切符合該項制度在當時實際的需要和真確的用意。第五,任何一制度,決不會絕對有利而無弊,也不會絕對有弊而無利。所謂得失,即根據其實際利避而判定。而所謂利弊,則指其在當時所發生的實際影響而覺出。因此要講某一代的制度得失,必需知道在此制度實施時期之有關各方意見之反映。這些意見,才是評判該項制度之利弊得失的真憑據與真意見。此種意見,我將稱之曰歷史意見。歷史意見,指的是在那制度實施時代的人們所切身感受而發出的意見。這些意見,比較真實而客觀。待時代隔得久了,該項制度早已消失不存在,而後代人單憑後代人自己所處的環境和需要來批評歷史上已往的各項制度,那隻能說是一種時代意見。時代意見並非是全不合真理,但我們不該單憑時代意見來抹殺已往的歷史意見。即使我們此刻所處的時代,已是需要民主政治的時代,我們不能再要有一個皇帝,這是不必再說的。但我們也不該單憑我們當前的時代意見來一筆抹殺歷史,認為從有歷史以來,便不該有一個皇帝,皇帝總是要不得,一切歷史上的政治制度,只要有了一個皇帝,便是壞政治。這正如一個壯年人,不要睡搖籃,便認為睡搖籃是要不得的事。但在嬰孩期,讓他睡搖籃,未必要不得。我上述的歷史意見,單就中國歷史論,如今所傳歷代名臣奏議之類,便是一項極該重視的材料。那些人,在歷史上,在他當時,所以得稱為名臣,而他們那些奏議,所以得流傳下,仍為此後較長時期所保留,所誦覽,正因為他們的話,在當時,便認為是可以代表他們當時的時代意見的。只有在當時成為時代意見的,所以到後來,才能成為歷史意見。我們此刻重視這些歷史意見,其意正如我們之重視我們自己的時代意見般。這兩者間,該有精義相通,並不即是一種矛盾與衝突。第六,我們討論一項制度,固然應該重視其時代性,同時又該重視其地域性。推擴而言,我們該重視其國別性。在這一國家,這一地區,該項制度獲得成立而推行有利,但在另一國家與另一地區,則未必盡然。正因制度是一種隨時地而適應的,不能推之四海而皆準,正如其不能行之百世而無弊。我們講論中國歷史上的歷代制度,正該重視中國歷史之特殊性。若我們忽視了這一點,像我們當前學術界風尚,認為外國的一切都是好,中國的一切都要不得,那只是意氣,還說不上意見,又哪能真切認識到自己以往歷代制度之真實意義與真實效用呢?第七,說到歷史的特殊性,則必牽連深入到全部文化史。政治只是全部文化中一項目,我們若不深切認識到某一國家某一民族全部歷史之文化意義,我們很難孤立抽出其政治一項目來討論其意義與效用。

我們單就上舉七端,便見要講歷史上的政治制度,其事甚不易。我們再退一步,但就制度言,也該先定一範圍。我此刻首先想講政府的組織:換句話說,是講政府職權的分配。即就漢唐宋明清五個朝代來看中國歷史上政府職權分配之演變,我們便可藉此認識中國傳統政治之大趨勢,及其內在之根本意向。第二範圍想講考試和選舉。照理應該先講此一項,讓我們先知道中國曆來政治上規定著哪種人才可參加政府,由是再講這個政府之怎樣組織,及其職權之怎樣分配,就更容易明了其內在之意義。因為一國的政權,究竟該交付與哪些人,這是第一義。至於政府內部各項職權之究應如何分配,這已屬第二義,中國歷史上考試與選舉兩項制度,其用意是在政府和社會間打通一條路,好讓社會在某種條件某種方式下來掌握政治,預聞政治,和運用政治,這才是中國政治制度最根本問題之所在。至於政府內部職權之怎樣分配,這是政府的組織法,卻並非產生政府的根本大法。因此照理言,第二範圍更重於第一範圍。但我下面所講,因求簡捷易明,故而將此兩個項目之先後倒轉了。第三個範圍則講政府的賦稅制度,這是政府關於財政經濟如何處理的制度。這一範圍也可看得它很重要。中國以前專講制度沿革的第一部書,唐代杜佑的《通典》,最先一門是食貨,即是上述的第三範圍。次講選舉,即上述第二範圍。再講職官,便是上述第一範圍。現在為方便講述起見,先職官,次考試,再次食貨。而第三範圍又只講關於田賦的一項。第四範圍我想講國防與兵役制度。養育此政府的是經濟,保衛此政府的是武力。這一範圍也極重要。其他如學校制度教育制度等,本也很重要,但我想單從此四個範圍,來指陳歷代政治制度的沿革,純從歷史事實上來比較它的好壞,根據當時人的意見來說明它的得失。在此四範圍以外的,則暫不涉及了。

8.14.2010

惡補中國文化

由錢穆先生讀起。

8.10.2010

所惑何事

近百年來,國人只知引入西方思想、主義,祈望極速一雪晚清以來國土險被瓜分之恥辱,先學蘇俄社會主義,失敗了再引美國之資本主義,以求「超英趕美」,「做強做大」。

當年見蘇俄「強大」,便學做蘇俄人,結果如何,不多說。現大部分國人(包括香港)只見外在之物,追之求之,爭名逐利。看其根本,與美國人有何異?

永遠追學別人,失卻自我,學蘇俄一事,前車可鑒,現又學做美國人,結果又會不同嗎?到時又有那國可學?

堂堂中國文化,歷數千年而不滅,試問有那國能比?張之洞所說,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實有其可取之處。祖宗留下之產業,國人盲目不知,死學外國,可悲也。

8.07.2010

人欲橫流而天理滅

經濟至上,欲求外物終被物所控。

天何在,理又何處覓?

8.01.2010

金坷垃,地球救星,人類希望!

朋友在面書貼上「金坷垃」廣告。娛樂性十足。



不過,追索此廣告源頭,及之前統計局做假、毒奶粉、紫金污染等,其實無不承接文化大革命前後講大話講空話批鬥人的「假大空」文化。

 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當年地方領導不虛報糧產量,分分鐘連命都無。實報有何後果,下場如何,在此不多說。批孔批林,大批學者民眾為生存,自我改造,講非真心話假話,打倒昨日之我,今天鄭培凱先生亦在報上論述馮友蘭,在此亦不多說。

文化大革命此禍及其他如三反五反、大躍進、反右等,追本尋源,還不是因為中國誤中共產主義之大害。

錢穆先生在《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文化》的結論裏講得十分明白。馬克思寫共產主義,思想背景為倫敦,所見所聞所用材料,莫不以倫敦為題材。有產才能共之,英帝國當年有日不落之稱,錢多產多,所以馬克思才有共產此理想。

列寧拿馬克思之理想放在俄國,牛頭不對馬嘴,俄國產業本來就少,還要共產,最終只能無產。一國不能無產,所以最後只能行獨裁來造產。

毛澤東再從蘇俄拿來共產主義,中國當年比俄國更無產,無產可共,只能破產。

毒農藥毒死人污染全村,村長還要強迫一眾村民硬說農藥有效,農作大收全村生活得開心快樂並長命百歲,不服從者批鬥有之抄家有之,打之殺之還要迫至親不認親情,肉體心靈摧之殘之,要生存只能「假大空」。

此文化遺害至今,並沿著長江黃河流向國際,流向天際,流向宇宙…

7.29.2010

美國見底?

看今年的美國電影,像阿凡達、Toy story3等,都令人感到美國的前景仍好:有反省,有情,自由,創意足。

但細看最近連串金融新聞,卻醜陋百出。

例一,高盛「誘導」客戶買次級房貸証券,等John Paulson賭美國次級房貸會爆煲贏大錢。

例二,美國証監高調查高盛最後只罰錢了事。

例三,聯儲局一儲長兼高盛董事局成員Stephen Friedman,懷疑在知悉高盛將受惠於政府拯救AIG行動前買入高盛股票。買入價為$66 至 $80,現價約$147。

三例都同高盛有關。

剛再爆一單,非高盛的 。據Bloomberg報導,美國保誠及其他大保險商「誤導」軍人遺眷,誘使他們將保險金放在保險商的投資戶口,而非一般受法例保護的戶口 。

按此創新、有情之安排,美國保誠將保險金放到自己之投資戶口,賺約4.8%,但只付1%息予遺眷。用死人錢賺錢,公司多賺,管理層高管花紅多分;如保險商結業,因錢非受保障,遺眷咩都無。

其中一受害人 :“It’s a betrayal. It saddens me as an American that a company would stoop so low as to make a profit on the death of a soldier. Is there anything lower than that?”

美國低處未見底?

7.27.2010

o靚模之歌

「想得到超滿意回報,只需要生理發育好」


7.24.2010

新到大波

昨晚行書展,耳聽到:「E Cup Baby,最新寫真。」,想到的卻是:「樓上四樓,新到大波!」

7.18.2010

做個明白人

是從那聽過這句話?舊戲?書?長輩?不記得了。

兒時讀書,不明不白,有一天過一天。出來做事後,大家賺錢,拍拖,結婚,養家,生小孩,做很多事,識很多人,像明白了很多。

但,對自己,又明白了多少?



黃小琥《沒那麼簡單 》

7.13.2010

停車熄匙 -- 愚民把戲

夏日炎炎,街上行走熱壞人。此為政府立法停車熄匙之由來。但街上熱氣滾滾來,主因又點會係汽車所排之熱氣廢氣。

香港70年代前所建之樓宇,法例規定,如到某一高度必須愈高愈斜,成約三十度角,高層面積比低層的少,使陽光能直射地面街道,減少細菌生長、加強空氣流動,現在九龍及港島仍有少量此類樓宇。此乃港英政府避免香港重滔舊倫敦鼠疫之覆轍既德政,亦可見當年曾有真正為人既城市規劃。當然後來經濟起飛,市中心商住樓宇供不應求,此法例令政府少收稅又令地產商少賺,明顯阻人發達,最後亦得煙消雲散。此是現存屏風樓之遠因。

全香港只開發了約20%的土地,政府人為壓制土地供應,將幾百萬人集中畜養在20%的土地,使人流物流都擠在一起,加速經濟活動,此為香港「地少人多」的原因。此政策變相抬高九龍半島香港島的商住租金及樓價,制造虛幻財富,實為真真正正不用立法的業主「最低工資」。

屏風樓及「地少人多」的政策,令九龍半島香港島樓高街窄、熱氣不散,此才是香港夏日炎炎熱壞人的主因。

政府明知原因,卻頭痛醫腳,轉移香港人視線 ,搞什麼停車熄匙。政府繼續愚民,市民依舊受罪。不過當愈來愈多人看穿愚民把戲,受罪的只能是政府。

養育隨想

 上週末瞎子聽了教育家吳國富先生的講談,得知零至三歲是小孩性格形成的主要時期,即中國人說的三歲定八十,及至六歲,大腦的「基建」已粗略完成。

他又說到香港的家長其中一個主要問題就是抹殺小孩的主動性。學走路,人未跌,父母祖父母已飛蹼埋身怕「跌親」,完全抹殺小孩學習平衡,學習跌倒再起身的主動。家長事事維護樣樣安排,小孩完全沒有機會培養主動,三歲後性格不懂主動,此後很難改變,試問長大後到社會做事,性格不懂主動有多吃虧?

又,今日睇《信報》黃明樂的《遊戲時遊戲》,說她上月底在瑞士見到大班小孩大花臉紅鼻子的如天使般在炎夏跟銀樂隊的節拍舞著巡遊,天真可愛。細問下原來是慶祝最後一天上學,之後整個暑假都不回校。年年如是!父母都請假來支持小人兒。

黃回港後,舅舅致電說小表妹升中一,整個7月要回校補課,不回不行: 「補課後還有分班試,分班不好,會變籮底橙」,而且,「人人都讀,我女兒怎能不讀?」。正當瑞士小朋友大事慶祝不用上學,我們的小孩卻被迫上學。

瞎子不少朋友的小孩又讀「興趣」班、又讀學前「教育」班,大一點的都像小表妹一樣回校補課。問點解要讀,十居其九答案都與黃的舅舅一樣。瞎子常常想不明白:全部人都做同一樣學同一樣,大家都變成一樣,沒有商業上講的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試問將來又如何特出自己?

養育子女多年,以為已給予最好的,結果小孩不懂主動,又無product differentiation,香港做家長也太難了。

7.04.2010

仰望而不可即

















列日當空,經過大坑東球場,仰望見此高樓。應該是很多人的dream house吧。一旁大廈眾矮獨其高,且北望獅子山,山景翠色怡人。此樓名字改得好。

名字雖好,只稍嫌夏天長期曝曬 ,冬天北風勁吹,風吹雨打,無遮無擋,且新樓出名牆身薄,住其中必夏熱冬冷,冷氣暖風長開,瞎子怕冷又怕熱又無錢,只能仰望而不可即。

程硯秋

今日讀蘋果見到章詒和寫《程硯秋日記》。

程讀到《明本紀》時有感而發:「讀《明本紀》 6頁。太祖始至嘉靖,均懷老慈幼,免水旱各稅,祀天,莫不以民為寶。民國二三十年來,所謂上層階級,人莫不以私欲難滿為懷,姨太太鴉片大房子為寶,民焉得不困窮,國家如何得了,思之痛心!」( 1943.2.26 p314)

將時間寶物稍換,其觀察現今仍然準確,程先生果係神人。


6.30.2010

中國文化對人類未來可有的貢獻

瞎子思維雜亂無章。讀索羅斯的「The Crash of 2008, And What It Means」講到20世紀「宗教不前,理性主導」引生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甚至資本主義等,又近代這些主義相繼破產使宗教歸前,不就類似錢穆先生多年前所述?

暫時未找到錢穆先生所言之出處,不過上網卻找到錢過世後中文大學《新亞月刊》刊出的錢之遺文「中國文化對人類未來可有的貢獻」及其夫人胡美琦女士就該文所寫之後記,現轉貼到此blog等眾瞎子能參詳參詳。

讀畢此文及後記,想起上一任中大校長劉遵義先生的一舉一動,相對照當年錢穆先生的身教文教,同為校長,你話情何以堪?情何以堪!


中國文化對人類未來可有的貢獻  錢穆

(編按:此文題為《中國文化對人類未來可有的貢獻》,是國學家錢穆寫於96高齡,過身前最後的遺稿,由錢穆夫人胡美琦寄給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月刊》,在 12月號刊出。

錢穆先生卒於1990,當年6月,他不滿時任“立法委員”的陳水扁指控他霸佔政府建築物,以高齡之身搬離外雙溪“素書樓”寓所;兩個月後,病逝於新居中。)


 中國文化中,“天人合一”觀,雖是我早年已屢次講到,惟到最近始澈悟此一觀念實是整個中國傳統文化思想之歸宿處。去年九月,我赴港參加新亞書院創校四十周 年慶典,因行動不便,在港數日,常留旅社中,因有所感而思及此。數日中,專一玩味此一觀念,而有澈悟,心中快慰,難以言述。我深信中國文化對世界人類未來 求生存之貢獻,主要亦即在此。惜余已年老體衰,思維遲頓,無力對此大體悟再作闡發,惟待後來者之繼起努力。今逢中華書局建立八十周年慶,索稿於余,姑將此 感寫出,以為祝賀。中國文化過去最偉大的貢獻,在於對“天”“人”關係的研究。中國人喜歡把“天”與“人”配合著講。我曾說“天人合一”論,是中國文化對 人類最大的貢獻。從來世界人類最初碰到的困難問題,便是有關天的問題。我曾讀過幾本西方吹洲古人所講有關“天”的學術性的書,真不知從何講起。西方人喜歡 把“天”與“人”離開分別來講。換句話說,他們是離開了人來講天。這一觀念的發展,在今天,科學愈發達,愈易顯出它對人類生存的不良影響。

中國人是把“天”與“人”和合起來看。中國人認為“天命”就表露在“人生”上。離開“人生”,也就無從來講“天命”。離開“天命”,也就無從 來講“人生”,所以中國古人認為“人生”與“天命”最高貴最偉大處,便在能把他們兩者和合為一。離開了人,又從何處來證明有天。所以中國古人,認為一切人 文演進都順從天道來。違背了天命,即無人文可言。“天命”“人生”和合為一,這一觀念,中國古人早有認識。我以為“天人合一”觀,是中國古代文化最古老最 有貢獻的一種主張。西方人常把“天命”與“人生”劃分為二,他們認為人生之外別有天命,顯然把“天命”與“人生”分作兩個層次,兩次場面來講。如此乃是天 命,如此乃是人生。“天命” 與“人生”分別各有所歸。此一觀念影響所及,則天命不知其所命,人生亦不知其所生,兩截分開,便各失卻其本義決不如古代中國 人之“天人合一”論,能得宇宙人生會通合一之真相。所以西方文化顯然需要另有天命的宗教信仰,來作他們討論人生的前提。而中國文化,既認為“天命”“人 生”同 歸一貫,並不再有分別,所以中國古代文化起源,亦不再需有像西方古代人的宗教信仰。在中國思想中,“天”“人”兩者間,並無“隱”“現”分別。除 卻“人生”,你又何處來講“天命”。這種觀念,除中國古人外,亦為全界界其他人類所少有。

我常想,現代人如果要想寫一部討論中國古代文化思想的書,莫如先寫一本中國古代人的天文觀,或寫一部中國古代人的天文學,或人文學。總之,中 國古代人,可稱為抱有一種“天即是人,人即是天,一切人生盡是天命的天人合一觀”。這一觀念,亦可說即是古代中國人生的一種宗教信仰 ,這同時也即是古代 中國人主要的人文觀,亦即是其天文觀。如果我們今天亦要效法西方人,強要把“天文”與“人生”分別來看,那就無從去瞭解中國古代人的思想了。即如孔子的一 生,便全由天命,細讀<論語>便知。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天生德於予”。又曰:“知我者,其天乎!”“獲罪於天,無所禱也。”俏孔子一生全可由孔子 自己一人作主宰,不關天命,則孔子的天命和他的便分為二。離開天命,專論孔子個人的私生活,則孔子一生的意義與價值就減少了。就此而言,孔子的人生即是天 命,天命也即是人生,雙方意義價值無窮。換言之,亦說說,人生離去了天命,便全無意義價值可言。但孔子的私生活可以這樣講,別人不能。這一觀念,在中國乃 由孔子以後戰國時代的諸子百家所闡揚。

讀<莊子齊物論>,便知天之所生謂之物。人生亦為萬物之一。人生之所以異於萬物者,即在其能獨近於天命,能與天命最相合一,所以說“天人合 一”。此義宏深,又豈是人生於天命相離遠者所能知。果使人生離於天命遠,亦同於萬物與萬物無大相異,亦無足貴矣。故就人生論之,人生最大相標、最高宗旨, 即在能發明天命。孔子為儒家所奉稱最知天命者,其他自顏淵以下,其人品德性之高下,即各以其離於天命遠近為分別。這是中國古代論人生之最高宗旨,後代人亦 與此不遠,這可說是我中華民族論學分別之大體所在。近百年來,世界人類文化所宗,可說全在歐洲。最近五十年,歐洲文化近於衰落,此下不能再為世界人類文化 嚮往之宗主。所以可說,最近乃是人類文化之衰落期。此下世界文化又以何所歸往?這是今天我們人類最值得重視的現實問題。以過去世界文化之興衰大略言之,西 方文化一衰則不易再興,而中國文化則屢仆屢起,故能綿延數千年不斷,這可說,因於中國傳統文化精神,自古以來即能注意到不違背天,不違背自然,且又能與天 命自然融合一體。我以為此下世界文化之歸趨,恐必將以中國傳統文化為宗主。此事涵意廣大,非本篇短文所能及,暫不深論。

今僅舉“天下”二字,包容廣大,其涵義即有,使全世界人類文化融合為一,各民族和平並存,人文自然相互調適之義。

中華民國七十九年五月端午節錢穆在遷出素書樓之前三日完成於外雙溪之素書樓時年九十六歲。


後記  胡美琦

  這篇文稿是賓四生前最後的遺稿,初稿完成於我們搬家前的三天。原準備遷入新家安定後,再作修定。未料賓四驟然離我而去,我心中的悲痛,豈是筆 墨所能形容。聯合報為紀念賓四的逝世,向我索稿。此時此刻,我雖然有千言萬語,也不知從何說起。賓四的這篇文稿,記載了他生前最後想要向國人說的話,寫作 經過也值得懷念。我想,以賓四自己的文章,來紀念他自己,該是一件十分有意義的事。這原是賓四為中華書局創辦八十周年慶論文集而寫,今中華書局孫時敏主編 慨允在聯副先發表,謹在此致上我衷心的感激。現遵聯副編者囑,由我在文後作一說明,以助讀者對作者的瞭解。

  去年九月二十八日,是香港新亞書院創校四十周年慶。五月間,新亞來信邀賓四寫篇紀念文,同時請我們夫婦赴港與新亞師生同慶賀。當時賓四在養病 中,他已有一段頗長時期,不肯起來散步。我未敢立刻作決定,應允到時看賓四健康情況而定。八月間,新亞又來電話詣問賓四赴港的可能性。我恐怕賓四難以應付 繁劇,想婉謝,就商於賓四,他不以為然。我說:“你不能走路,怎麼上飛機呢?就是用輪椅,也得自己要能走幾步才行。”他位刻駁問我:“你沒有送我去機場, 怎麼知道我自己走不上飛機呢?”於是我說:“如果你肯每天在廊上走幾步,到時我一定陪你去香港。”過了兩天,我忽然發現,賓四自己一人開始悄悄的在樓廊上 散步了。於是去香港參加新亞書院創校四十周年慶典的事,就這樣決定了。

  我們在香港停留五天,除新亞安排的三次聚會,我陪賓四到場應景一下外,其他時間,我們夫婦完全在旅店中休息。每天早上旅店工人來清理房間時, 我就扶賓四到房門外過道上散步。有一天,我扶賓四正向房門走去,他忽然緊握我的手,笑著說:“這幾天我一直在思考一個大問題,我發明了一個從未想到的大發 現,真高興,等下我要講給你聽。”在過道上散步時,賓四告訴我,說:“我今天發明了中國古人天人合一觀的偉大。回家後,我要寫篇大文章了。”又說:“這將 是我晚年最後的成就了。”他正說得高興,我忽然衝口而出,說:“天人合一觀不是你早已講過多次了嗎?你怎麼自己忘了呢?”我當時以為他記憶衰了,忘了從前 已講的話,而誤以為是新發現。賓四對我的魯莽,顯得有些不開心。他說:“講過的話,也可再講。理解不同,講法也不同。哪裡有講過的話就不許再講的呢?”但 也不再往下說了。那天下午,新亞研究所的幾位老校友,來旅店看賓四。我有事下樓去了,回房時,正見賓四神采奕奕的在談論。一位校友告訴我,賓四正在講“天 人合一觀”,已講了半小時之久。這幾位校友,當時大概也和我一樣,以為這些都是賓四的“老生常談”。他們除了感染到賓四的好興致,為他的健康高興外,也未 能瞭解到賓四的真意。到晚上,賓四自己仍興奮不已。

  十月一日,我們由港返台,在飛機上,賓四又提起他的“天人合一觀”。並說:“這一趟去香港真好,想不到我竟在這趟旅行中,發明了我自己從來沒 想到的大理論。我已經九十五歲了,還能有此澈悟,此生也足以自慰。”我只漫應著,仍沒有太瞭解。回到台北,休息了幾天,我就開始投入在忙碌中。除了家務, 又為搬家的種種傷神,不能像往常般在賓四身上投入太多關注。這其間,他雖再一次說到要寫他那篇大文章,也始終沒有真動筆。真到今年四月,中華書局孫主編來 信邀稿,才再次引起他強烈的寫作意願。

  今年是中華書局創辦八十周年,中華書局計畫出一本專討論中國文化的學術論文集來紀念。孫主編來信向賓四邀稿,我因其規定每篇文長限兩萬字,又 因當時賓四精神欠佳,所以沒和賓四商量就婉拒了。不久孫主編連來電堅邀,說是賓四文章可長短不拘,他們希望在論文集中一定有賓四一文。我仍未敢應允,怕交 不了卷。一次,孫主編來電話,正巧賓四在等我為他準備食物。電話談得時間較長,引起賓四的注意。他問是誰的電話,說些甚麼?於是我告訴他中華書局邀稿事。 他立刻不悅的說:“你為甚麼替我拒絕?我心裡有重要的話要說。”於是又講起他要寫的那篇大文章。事隔半年之久,賓四還清楚的記得他的新發現,我再不能等閑 視之。但要把他的發現見之於文字,公之於世,也非小事。尤其今天的社會,學術風氣不求律己,但求責人。我恐怕他要惹來閑氣,不得不再次掃他興,又一次提醒 他“天人合一觀”是他早曾講過的,我觀他寫了不必發表,盡興就好。

  賓四對於我始終沒能瞭解他,頗覺失望。他長嘆一聲說:“學術是不能鄉愿的。我從前所講,和現在所想講,大不相同。我從前雖講到“天人合一觀” 的重要性,我現在才澈悟到這是中國文化思想的總根源,我認為一切中國文化思想都可歸宿到這一個觀念上。兩者怎能相提並論。這是我對學術的大貢獻啊!你懂 嗎?”到此時,我算是體悟到他的意思了。那天早上,我們兩人在素書樓廊上對談的情景,此刻仍清清楚楚顯現在我眼前。第二天是星期日,家中只有我們兩人。早 餐後,賓四命我為他準備紙筆。我提議,他說我寫,以節省時間和精力。他終於同意了。賓四向不喜用錄音或由人筆錄方式寫稿,他總是堅持自己寫初稿。在我的記 憶中,十幾年來,這是第二篇,他口述我筆錄的文稿。記得那年,索忍尼辛訪台,中央日報為此來邀稿。賓四正在病中,體弱不能伏案,但對索氏來台事,興致很 高,竟立刻應允寫稿。於是他躺在沙發上口述,由我筆錄完成。那天,賓四居然一口氣說了近兩千字,他認為已經把他想說的交代清楚了。我徵求他的同意,刪除了 些重複處。這段文字又曾作了三次修正,雖只是短短幾百字,每次他都命我一再重複的唸。賓四此時的精力已大不如前,反應的靈敏度也大退步,然而他對工作仍興 趣很高。以後又續作了兩次增補。最後一次,是端午節上午增補的,正是我們要遷出素書樓的前三天。增稿來不及在搬家前修正,我們夫婦說好,待搬定家儘快修正 交卷。我從來沒有料到,搬一次家,會使人如此心力交瘁。在新居,我們雖曾工作兩次,但太過疲累的心身,實在難以全神貫注,以至於僅是敘述孔子的一段文字, 短短一百多字,也沒能完成修定。更不用說,最後應有的一氣呵成的全文修定了。

  我曾表示文章太短,怕不合在論文集上發表。我又表示賓四自己未能多加闡釋,怕讀者也會和我當初一樣,體悟不到作者的用心所在。賓四斥我為世俗之見。他說:“學術思想豈能以文字之長短來評價,又豈可求得人人能懂、個個贊成?不懂的人,就是你寫一本書來說明,他還是不會明白。能懂的人,只要一句 話,也可啟發他的新知。我老矣,有此發明,已屬不易。再要作深究,已非我力所能及,只有待後來者之繼續努力。我自信將來必有知我者,待他來再為我闡發 吧!”我深受感動。

  這雖是賓四生前一篇未完成稿,但其實也可算是他的已成稿。聯副要我寫的說明,我竟然寫了幾日夜,難以交卷。每一提筆,不能自主,心已飄向遠 方。往事如泉湧,悲難自抑。勉力成此,也可使並世關懷愛護賓四之讀者,以見一位學者生前最後之心聲。學人寂寞,自古皆然。深恨我未能在賓四生前對此多有體 會,如今已追悔莫及。死者已矣,生者情何以堪?情何以堪!